看到舌头乐队要在兰州演出的消息，七月初，又是我赶不回去的时间。我对舌头乐队很陌生，去不去听不听不打紧，想去的理由是特邀嘉宾柳遇午。对于每一个认识的他的人来说，他都应该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吧。

舌头乐队演出海报  

海报绘画：柳遇午  海报设计：卢涛

我第一次见到柳遇午，是在二十年前的一个周六下午。最爱玩儿、有许多奇思妙想的大学教授马奇老师搞了一场破天荒的大聚会。之所以说破天荒，是因为地址选在高墩营村，城里爱好文艺的人收着消息都去了，无论是官方认证过的、已经小有名气的，还是默默无闻自娱自乐的。总之当天热闹极了，民谣和秦腔同台，市集和诗会两隔壁，影展和行为艺术都在同时上演。

那时候我很爱跟文艺青年们凑在一起。于是，穿着我的“五四青年装”去了高墩营。当天，就遇到了柳遇午。他出场的时候自带电影感，一米八多的大个儿，长发松散地束在脑后，手里拿着一个摄像机，一路走一路很随意在拍，朋友们跟他打招呼、聊天也都不碍事儿，他说就是高兴，随手记录一下，也没有想要拍出什么来。他是当天最受关注的人之一。但我的目光并没在他身上停留太久。

因为那天，我第一次在线下见我的文学男神韩松落。朋友专门带我去认识他，他跟我说“你好” ，我们轻轻握了握手，那声音是西北土地上极少有的温和雅致，配上他略有点腼腆的笑容，我想谦谦君子就是这个样子吧。我紧张得不知道该说啥，大约是表达了对他的文字的喜爱。那些年，爱看报纸副刊、爱逛天涯论坛的人都不会对他的名字陌生。喜欢他的女生也很多，我和小西算是其中两个。小西后来成了他的文章编辑，但依然见他会害羞。我害羞了两三次就不了。

另外一个更吸引我注意力的，当然是马老师，我当时正准备写写这位以行为艺术被划归为“另类”的大学教授，而那天正在经历的事情是最好的素材。没想到，我正在看他在一段围墙上搞创作时，一位自称村领导的人忽然来了，叫嚷着让人都撤走，说活动不让办了。活动是提前跟村里充分沟通过的，也是马老师任职的学校支持的，所以我们很生气，看着这个满嘴酒气的男人，马老师跟他对火了两句，我怕他们打起来，默默跟着，准备紧要时刻想办法力挽狂澜。好在我们去找了村支书，问题得到了解决。马老师又气又累，当天又有其他意想不到的麻烦事儿，看着他晒伤的脖颈和硬忍住的委屈，我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活动现场场域很大，能坐着歇会儿的地方很少。两小时后，我有点站不住了。四处找地方坐，但是很少有合适的。实在不是我娇贵不肯席地而坐，而是大部分地方都是泥土地，一坐一屁股土，我还偏偏为了“五四青年”的扮相，穿了刚过膝的裙装。只有柳遇午注意到了我的为难，他叫我过去，嘴里说着“要给这个姑娘找个地方坐呀”，然后指着一截水泥台阶让我坐。那是一个相对干净又不会走光的地方。他依旧笑容满面，和他刚出现的时候一样，和他看每一位朋友时的笑容一样。但其实那会子他还不知道我叫啥，我距离知道他是谁还差好几次聚会。

我喊他柳老师，他不悦，柳哥有点不太喊得出口，喊叔叔也不大对，他让我跟别人一样叫他老柳，我还是觉得多少有点没大没小，于是叫他老柳哥。

看我安稳坐下后，他就走了，我也好好休息了一会儿，开始盘算什么时候回城。

下午，一阵妖风过后，低苦艾乐队上台了，这是当时的一个高潮，即便他们那时也仅仅是小有名气，但在当时的演出名单上，已经是非常夯的存在。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毕竟我是个音乐沙漠，心里还在遗憾诗歌单元没有参与到。低苦艾之后，我准备撤，在人堆里寻觅我该打声招呼的朋友，这时候，人群忽然骚动起来，遥遥看到老柳哥抱着吉他上了台。台下开始有人兴奋地喊他的名字，他先十分绅士地谢过，然后说了一段话，像念了一首诗一样。然后开始自弹自唱。饶是我一个不通音律的人，也被纯粹的兰州方言的吟唱惊到了。在这之前，我一直觉得兰州话奔放的发音完全无法唱出来。随着人群的欢呼与躁动，老柳哥开始玩儿现挂，我开始不知道是他的即兴创作，直到听到认识的人的名字出现在他嘴里，难怪所有人都越来越嗨呢。我真想听到我的名字呀，可他根本还不知道我的名字，还没有人正式介绍我和他认识。从入场开始到结束，他的身边总有人围绕，除了帮我找地方坐那一会会，但他也没问我是谁，来自何方，我在他眼里，只是一个急需要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休息的姑娘。

那是博客盛行的年代，当晚我写了一篇博客，写了韩松落、马老师，也写了老柳哥的歌。

等到我和老柳哥熟悉起来，他知道我写了他，他让我别写他，我们争论了几句，最后以我生气说“以后再也不写他了”结束。我是真生气了，也决定不再写他，一个普通人摆什么谱啊。老柳哥见我生气了，又改口说你写吧，你想写就写。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老柳哥不是个“普通人”，一位热爱摇滚到为了摇滚考到兰州来读大学的男生，听说我居然认识柳遇午，两眼放光，羡慕到我几乎听到了他咬牙的声音。看我一脸茫然，他问我“你知道柳遇午是谁不？”我更茫然了，不知道如何回答。他跟我说柳遇午是国内最早玩儿摇滚的一批人，而且备受尊重。当年某顶流摇滚乐队他都看不上，不是自傲，是因为他才是最符合摇滚精神的那个人。

另外有朋友回忆起了很多年前的一场演出，好像也是舌头乐队？演出现场忽然出了点问题，面对台下期待的、已经有点躁动的人群，台上仍需要时间解决问题，老柳哥即兴开始讲话。每一句都像诗歌一样，抚慰了现场的躁动，每个人都沉浸在他的词句、语调里，直到问题解决，演出正式开始。那成了现场所有人心里最棒的、再也不可复制的一场演出。自此他的诗人身份算是被彻底认定了。

当时给我听得震住了。再次见到老柳哥，我用惊讶不已的口吻跟他说没想到你原来这么牛啊！他摇摇头，认真剥着手里的瓜子，跟我说：“都过去了，咱们现在这样挺好。”

也正是这场对话之后，他几乎再没有跟我讲过他的过去。在这之前，我不知道他的摇滚身份的时候，我们还在五泉山喝过一回茶。为了配得上他180+的大高个儿，我穿着恨天高，走得很费事。他说坐下喝会儿茶吧。于是我俩边喝茶边唠嗑，也许是没人打扰，也许正是因为我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他说让我别看他现在长这样，年轻的时候帅着呢。我心想，现在也挺帅啊。他讲起他的青春岁月，他大约十五六岁的样子，跟着更大一点的哥哥们，凑在某个的家里，听磁带听国外的摇滚乐，扛着双卡录音机一起嗨。这是他少有的话多的时候，也是极少的肯讲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但那时候的我不太意识得到自己正在听的是中国摇滚的萌芽时代。

之后的多次聚会中，老柳哥永远是那个最谦和有礼、最低调的存在。有一次聚会，比预计的多去了很多人，一时坐不下，老柳哥必然是被邀请的，我和几个人严格意义上说是“拉骆驼”临时被朋友拉去的人。老柳哥把座位让给我，他坐在外围，说他胳膊长能够到。吃完饭一群人准备去淘吧，他把剩下的饮料拎在手里说别浪费了。

之后几年，我们依旧会在淘吧或者哪里不期而遇，然后就着一盘瓜子几瓶啤酒东拉西扯一会儿，偶尔他会有点不同的观点，但最后一定会说“算了，撒都不是个撒”（啥都不是个啥，表达无意义）。

如果我男闺蜜不在，老柳哥会是那个送我回家的人。在兰州，每次聚会结束，只要是晚上，男士们都会把女士们顺路送回家，不顺路的也会有人送。离开兰州后我才发现，在其他地方不见得有人送，万一有也是男生对某个女生有追求的想法。

有一次聚会，时间渐晚，但大家兴致都很高，老柳哥跟我说他会送我回家。结束后，当天有位外国友人，刚好和我家在一条线上。老柳哥和他彼此都还有话想说，可老柳哥的英文比我还不灵，外国友人的中国老师早撤了，只有我来勉力做临时翻译。当晚我说了这辈子最多的英文单词，那也是觉得回家路最长的一回。也正是在这段绞尽脑汁想英文的路上，大致知道了老柳哥在新疆的那一段经历，只可惜，我水平过于蹩脚，妨碍了他更丰富的表达。

老柳哥的绅士程度也是出乎我预料的。有一回聚会到一半，他忽然跟我借一百块钱，我想都没想就借给他了。当晚还是他送我回的家。到再下一次聚会，他还了我钱。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身上没钱了，他家不远，明明可以自己溜达回家，但为了送我，才借了钱。

再后来，我离开兰州，我和他没有微信，和过去一样见面全靠遇见。

有一年，云南的朋友来兰州，我尽地主之谊，带着他们去泡吧，偶遇了老柳哥在现场演出。他看见我很高兴，一听我在招待云南的朋友，专门送来了一提酒，他唱完陪着我们喝。当晚我喝得二麻二麻的，只记得云南的朋友高兴疯了，老柳哥什么时候走的，我们都说了些啥完全不记得。

还有一次在一个朋友的画展遇见，他忽然间变得不再扛着腰，站得倍儿直，这才知道他病了一场，治愈后就这样了。虽然看着更帅气了，但还是心疼他遭了一场大罪。

时隔多年，想起往事老友，我最怀念的，还是在淘吧，十点之后客人都走完了。一群人忽然兴之所至，有人去家里拿来吉他，于是几个人轮番拿着吉他浅吟低唱，其他人要么跟着和，要么微笑着看着这一切发生，轮到老柳哥的时候，他像个诗人一样吟唱着——

眼前的马路，怎么这么宽啥 /

这就是理想跟现实的距离

顺着这条路但一直走着下去 /

亲爱的朋友 /

我们又能走到哪里

再点上一根烟，再点燃希望 /

让我们一起再冷静一次

有朋友想给老柳哥拍摄一部纪录片，连片名都想好了《最后的嬉皮士》，被他婉拒了。让我去再给说说，我没去都知道他会拒绝，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