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长歌：百年大党的

生日密码与时代启示

      引言 光芒的起点

      2026年7月1日，时间再次庄严地走到这个刻入亿万中华儿女心灵的数字面前。一百零五年前，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一叶红船从嘉兴南湖悄然驶出，没有礼炮，没有鲜花，只有十几颗燃烧的心，用低沉而坚定的声音向世界宣告了一个政党的诞生。那时的人们难以想象，这个当时仅有50多名党员的微小组织，会在一个多世纪的惊涛骇浪中，成长为拥有1亿多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走向。

      “七一”，这两个简单的汉字，从此不再只是一个日期。它是一声惊雷，劈开了近代史浓重的暗夜；它是一粒火种，点燃了民族复兴的熊熊烈焰；它是一把标尺，丈量着信仰的高度与初心的热度；它更是一个永恒的追问，警醒着后来者：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是谁。在人类政党史上，极少有一个纪念日承载如此厚重的历史纵深与精神当量。

      用一万五千字的篇幅去诠释“七一”，并非刻意铺陈，而是因为在这两个字的背后，藏着半部中国近现代史的屈辱与抗争，藏着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完整密码，藏着伟大建党精神的血脉源流，也藏着关于未来、关于永恒的时代回答。今天，在我们党迎来105周年华诞的特殊时刻，让我们沿着时间的河流漫溯而上，去叩问那个开天辟地的瞬间，去解码“七一”深沉而辉煌的内涵。

      第一章 长夜难明赤县天——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深处

      要读懂“七一”，首先必须回到那个忧患交加的时代，理解那个时代的人们为何拼死也要创建这样一个政党。因为，没有痛彻骨髓的沉沦，便没有决绝彻底的觉醒。

      1.1 从“天朝上国”到亡国灭种

      1840年，英国舰队的炮火轰开了清朝闭锁的国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是一部用血泪写下的屈辱史。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每一次战争都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而告终。香港岛、九龙、“新界”被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在《马关条约》后沦为日本殖民地；巨额赔款如泰山压顶，掏空了国家的骨髓。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上海租界的公园门口竖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中国的主权在种种不平等条约的绳索捆绑下支离破碎。

      救亡，成了那个时代最揪心的主题。从林则徐“睁眼看世界”，到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从太平天国运动的席卷，到洋务派兴办军工以求“自强”；从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维新变法，到义和团以血肉之躯抵挡枪炮……无数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案，却一次次撞得头破血流。洋务运动的北洋水师在甲午一战全军覆没，宣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破产；戊戌变法的菜市口鲜血淋漓，证明了在顽固的封建专制下改良之路不通；义和团运动在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揭示出旧式农民战争的局限性。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但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随之而来的，是军阀割据混战，总统、内阁走马灯似的轮换，国会成为军阀手中的玩物。张勋复辟、府院之争、直皖战争……民国初年的政治闹剧，让人们陷入深深的绝望。正如时人所叹：“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根本改变，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2 新文化惊雷与五四洪流

      沉沦到了最深处，往往就是新生的起点。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不彻底荡涤封建思想文化的污泥浊水，不从精神上唤醒民众，任何政治变革都只能是沙上建塔。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向封建礼教、旧道德、旧文化发起了猛烈冲击，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就此展开。

      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一批思想界明星纷纷汇聚在《新青年》的旗帜下。鲁迅的《狂人日记》石破天惊，揭露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李大钊热情讴歌“青春”的力量，号召青年“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这场运动犹如一道闪电，劈开了沉重的精神铁幕，为各种新思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清扫了地基。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成为中国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第一人。1918年，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洞悉了十月革命的本质是劳工主义的胜利，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热情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些激扬的文字，在当时苦闷的知识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

      积蓄已久的民族情绪，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被彻底引燃。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无法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列强公然将其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压抑了一百年的耻辱感和愤怒感决堤了。5月4日，北京学生率先走上街头，“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运动迅速从北京蔓延到全国，从学生扩展到工人、商人等各个阶层。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显示出无产阶级的巨大力量。迫于压力，北洋政府最终未敢签字，罢免了曹汝霖等人的职务。

      五四运动的意义非凡。它彻底划清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界限，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更为关键的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工人阶级蕴藏的巨大伟力，认识到与工农结合的必要性。他们开始走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斗争。建党的思想火种、阶级基础和干部条件，就这样在运动的风暴中迅速聚合。

      1.3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20年初，一辆骡车悄悄驶出北京城。车上的乘客是李大钊和陈独秀，李大钊化装成车夫，护送因散发传单而面临被捕危险的陈独秀前往天津。就在这辆不起眼的骡车上，两位中国思想界的巨擘商讨了一件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事——建立中国共产党。“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从此流传开来。

      同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远东局派出维经斯基等人来到中国，先后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了解中国革命情况，介绍建党经验，并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党的条件。他们的到来，对党的发起建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20年8月，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秘密成立，陈独秀担任书记。它实际上起到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此后短短几个月内，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在北京，董必武、陈潭秋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谭平山、陈公博在广州，都相继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此外，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东京，张申府、周恩来等在法国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中也建立了早期组织。

      这些早期组织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潮，并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各地纷纷创办工人刊物，如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等，用通俗的语言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会的尝试也渐次展开。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和活动，为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成立一个全国性政党的时机，已经如成熟欲坠的果实，悬挂在历史的枝头。

      第二章 红船破晓——中共一大的召开与党的诞生

      “七一”的直接源头，是1921年夏天的那次秘密集会。尽管后来的考证表明，中共一大开幕日期是7月23日，但“七一”作为象征符号，已深深融入了党的生命。要诠释“七一”，就必须回到上海石库门和嘉兴南湖的那几天，去亲眼看看一个伟大政党怎样在极端的白色恐怖下，发出了她的第一声啼鸣。

      2.1 十三位代表与火种的汇聚

      1921年6月，随着各地代表陆续秘密来到上海，一场终将被历史永远铭记的会议即将拉开帷幕。当年，全国共有50多名党员，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共13位：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受陈独秀个人指派参会的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及海外七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此外，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这13位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最年长的何叔衡45岁，最年轻的刘仁静才19岁。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是在各地思想界、学生运动中小有名气的角色。比如李达、李汉俊是最早系统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论家；董必武是前清秀才出身却毅然走上革命道路的旧邦新命者；毛泽东在湖南创建新民学会、领导驱张运动，已崭露组织才能；王尽美、邓恩铭则是从山东走出的风华正茂的青年。他们意气风发，怀揣着救国救民的共同理想，目光里映着对崭新世界的渴望。然而，他们性格各异，思想也并非高度统一，有人刚烈，有人深沉，有人书生意气，有人沉默寡言。正是这样一群个性鲜明的人，在历史的交叉点上共同做出了石破天惊的抉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的两位最重要的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因事务缠身未能出席大会。陈独秀当时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李大钊则在北京领导教师索薪斗争。这成为一大的一段小插曲，但在当时充满实际斗争需要的岁月里，却并不罕见。

      2.2 望志路106号的风波与南湖烟雨中的闭幕

      会场设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寓所内。这是一栋石库门建筑，青砖黛瓦，独门独院，相对僻静。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栋小楼的客堂里悄然开幕。客堂不大，中间放着一张长餐桌，四周摆着十几把椅子，代表们围坐四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体格魁梧，声若洪钟，一开口就滔滔不绝地介绍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情况，热情洋溢的演讲持续了数小时。

      会议开了好几天，主要议程是讨论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决议。代表们就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是否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李汉俊等人认为当前应先注重研究和宣传，走知识分子和议会斗争的道路；刘仁静等年轻代表则激进地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多数代表经过争论，逐渐认识到，必须以俄国革命为榜样，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7月30日晚，会议正在进行时，一名穿灰色长衫的陌生中年男子突然闯入，贼溜溜的眼睛环视四周后，推说“找错了人家”便匆忙离去。富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警觉地一拍桌子：“这人一定是密探！建议立即散会！”代表们迅速离开会场，只留下李汉俊和陈公博应付。果然，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全副武装的巡捕和侦探蜂拥而至，对李书城的寓所进行了粗暴的搜查。所幸，一份匆忙间藏在地板缝隙里的党纲草稿未被发现。巡捕盘问了一阵，没有抓到把柄，悻悻而去。会场已经暴露，大会无法在上海继续进行。

      下一步去哪里？代表们紧急商议。周佛海提议去杭州西湖，但人多眼杂，不够安全。这时，李达的夫人王会悟站出来说，她的家乡在浙江桐乡，紧邻嘉兴，嘉兴有个南湖，可以雇一只游船，在船上开会，既隐蔽又便于望风。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王会悟便先行赶往嘉兴布置。

      8月初的一天，代表们分乘火车抵达嘉兴。王会悟在南湖岸边租了一艘精美的中型画舫游船，备上一桌酒菜，摆出游玩的样子。代表们登上游船，在船舱中坐定。王会悟则独自坐在船头，假装观赏风景，实际上警惕地注视着湖面。当天，湖上烟雨蒙蒙，游船不多，四处弥漫着氤氲的水汽，仿佛给这艘小小的画舫披上了一层天然的保护色。

      就在这艘缓缓漂荡的红船上，大会继续举行。代表们压低声音，讨论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纲领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的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第三国际。决议则确定了党在当前的中心工作是领导工人运动，派出党员到工人中宣传、组织工会。

      下午，在确定中央局领导人选时，大家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当会议结束时，全体代表在船舱中压低嗓音，激动而庄严地呼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声音虽轻，却如春雷般滚过沉沉的中国大地。烟雨南湖，一叶红船，就这样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新生与希望，开启了她波澜壮阔的伟大航程。

      2.3 “七一”纪念日的由来

      细心的读者或许会问：既然一大开幕是7月23日，闭幕在8月初，为何党的生日被定在7月1日？这背后有着一段值得梳理的纪念史。

      党在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在秘密状态和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没有条件也没有意识去大张旗鼓地庆祝自己的生日。关于一大的具体召开日期，由于年代久远、档案散失，当事人的记忆也已模糊。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全党逐步走向成熟，纪念党的诞辰才被提上议事日程。

      最早提出将7月1日作为党的诞辰纪念日的，是毛泽东。1938年5月，他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著名的《论持久战》演讲，开篇便指出：“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正当全国抗日战争一周年，为了使每个共产党员在今后抗战中尽其最大的努力，也有在此加以说明的必要。”这是党的重要领导人首次明确将“七一”作为纪念日提出。

      194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明确指出：“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这是第一次以党中央名义把7月1日确立为党的诞生纪念日。从此，“七一”便作为党的生日延续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史研究的深入和文献史料的发掘，党史工作者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过严谨考证，最终确认了中共一大开幕的准确日期为1921年7月23日。然而，7月1日作为纪念日已经深植于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成为一种不可移易的象征和传统。中央决定，纪念日并不因考证出确切开幕日期而改变。因为“七一”已不单纯是一个时间点，它凝结着百年奋斗的历史记忆，承载着光辉的象征意义。它提醒我们：党的诞辰不仅来自会议桌旁的那一刻，更来自那个苦难辉煌的整个七月，来自无数先驱长期的求索与准备。

      第三章 血与火的洗礼——在艰难困苦中站立的早期岁月

     党从南湖起航，迎接她的并非铺满鲜花的坦途，而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诠释“七一”，就不能不回溯那段披荆斩棘、在生死边缘反复淬炼的岁月，因为正是这些磨难，赋予了“七一”顽强的生命底色和英雄气概。

      3.1 唤起工农千百万

      一大之后，中国共产党迅速将力量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1921年8月，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并相继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设立分部。从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多次，参与工人超过30万，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苏兆征、林伟民领导香港海员罢工，工人们在党的组织下显示出高度的纪律性和战斗力。

      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党的队伍也在发展壮大。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章程，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圆满完成。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使幼年的共产党初步显示出组织的力量，但也很快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极端仇视。1923年2月7日，吴佩孚对京汉铁路罢工工人进行血腥屠杀，林祥谦、施洋等共产党员壮烈牺牲。“二七惨案”给党上了惨痛的一课：单靠工人阶级赤手空拳的孤军奋战，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3.2 大革命洪流与血的教训

      1924年，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无数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共产党员在北伐军中担任政治工作骨干，叶挺独立团更是以英勇善战被誉为“铁军”。同时，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狂飙突进，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讴歌农民运动“好得很”。工人武装纠察队也在上海三次武装起义中展现出惊人的力量。一时间，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呼声响彻南中国。

      然而，就在革命取得重大胜利之际，国民党内的反动派露出了獠牙。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工人纠察队，短短数天内，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李大钊也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在绞刑架下从容就义。随后，汪精卫在武汉“分共”，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遭遇了自成立以来最惨重的打击。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人，锐减到1万多人。党内不少优秀领导人，如陈延年、赵世炎、萧楚女、向警予、夏明翰等，都在这一时期慷慨赴死。

      中国共产党没有在血泊中被吓倒。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宣告了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随后，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数百次武装起义相继爆发。革命火种在鲜血中重新点燃，并开始向农村转移。

      3.3 星火燎原与长征淬炼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辗转来到井冈山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土地革命在根据地里轰轰烈烈地展开，“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唤醒了千百万农民，他们以空前的热情参军支前，红色政权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中不但生存下来，而且发展壮大，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等纷纷建立，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

      然而，革命的航船又遭巨浪。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的统治，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湘江一战，红军从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鲜血染红了江水。但党在极端危急的关头，于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此后，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走过茫茫草地，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以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苦难辉煌，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消灭的。

      回望这段峥嵘岁月，正是浸透鲜血的苦难，锻造了党不屈的脊梁。“七一”不仅是胜利的象征，更是牺牲的纪念碑。当我们欢庆党的生日时，不能忘记在茫茫夜色中高呼“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不能忘记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的方志敏，不能忘记用胸口堵住敌人枪眼的无数无名英烈。他们的牺牲，赋予“七一”以沉甸甸的重量和永恒的红色。

      第四章 精神之源——伟大建党精神的熔铸与绽放

      深入诠释“七一”，最终必须回归到精神的维度。党为什么能在百年风雨中九死一生、发展壮大？为什么能历经无数挫折却始终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密码就在于与“七一”共生共长、融入血脉的那股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将之高度概括为“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更是诠释“七一”内涵最深的内核。

      4.1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党的创建，本身就是一群追求真理的先驱者，在反复比较和鉴别之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个人类最先进的思想武器的结果。李大钊在就义前高呼“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荣的胜利”，陈望道在家乡的柴屋里翻译《共产党宣言》，用墨汁蘸粽子吃，却高呼“真理的味道非常甜”。这种对真理的执着和对理想社会图景的笃信，使得早期的共产党员能够抛弃个人的功名利禄乃至身家性命。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岁月里，这种信念如磐石一般支撑着幸存者擦干血迹、继续战斗。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是建党精神的灵魂，也是“七一”所昭示的最深层的政治定力。

      4.2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党的初心和使命，概括起来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在一大纲领中已经鲜明体现。无论是领导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还是打土豪、分田地满足农民的土地渴求；无论是抗日烽火中成为民族脊梁，还是在新中国白手起家的建设热潮里，党的所有奋斗都紧扣着这个初心。初心不是抽象的口号，它具象化为长征途中女红军剪下半条被子留给老乡的那种温情，具象化为焦裕禄忍着肝痛治沙的背影，具象化为黄文秀将青春定格在扶贫路上的芳华。“七一”是对这份初心的年度回望，也是一次全党的集体叩问：我们是否依然保持着出发时的那份赤子之心？

      4.3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是对建党精神中斗争品格最诗意的表达。在百年征程中，党在危难之际的每一次选择，都体现了不惜付出一切的决绝。井冈山斗争时期，两年零四个月的鏖战，牺牲的烈士达4.8万多人，其中留下姓名的只有1.5万余人；长征路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抗日战争中，杨靖宇将军在冰天雪地中孤身与敌周旋，胃里只有枯草、树皮和棉絮；抗美援朝战场上，黄继光以血肉之躯堵住枪眼，邱少云在烈火中岿然不动。“七一”鲜红的底色，正是由这无数英雄的鲜血染就。这种不惧任何风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已深深植入党的基因。

      4.4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一大代表们面对着随时可能被捕牺牲的危险，却依然从各地奔赴会场，这正是对组织、对信仰的绝对忠诚。大浪淘沙，13位代表在此后的人生长河中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李汉俊、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等血洒疆场；毛泽东、董必武成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也有个别人如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背叛了信仰，沦为历史的罪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诫我们，忠诚是具体的、实践的，必须经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而对党忠诚与不负人民是高度统一的。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所有对党忠诚的落脚点，都是不负人民的期盼。从张思德到雷锋，从孔繁森到黄大年，一代代共产党人用生命践行了“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情怀。

      伟大建党精神，就是“七一”精神灯塔的柱石。它与红船精神——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同根同源、交融共生。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又孕育出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等一系列璀璨的精神财富，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而这一切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那个七月，那艘红船，那一次开天辟地的起锚。

      第五章 年年此日——七一纪念的历史演变与时代印记

      作为党的诞辰纪念，“七一”本身的纪念史，就是一部浓缩的党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七一”如何被纪念，以怎样的方式呈现，背后折射出党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精神状态和与人民的联结方式。解读“七一”，不可忽略这一层历史的动态画卷。

      5.1 延安时期的纪念定型

      如前所述，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首次将“七一”作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提出。到了1941年，中共中央正式发布文件，将7月1日确立为建党纪念日，这也是在延安时期党走向成熟、寻求更大凝聚力的体现。那时的七一纪念，往往与抗战动员相结合。1943年7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强调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各根据地会举行干部大会、群众集会，通过文艺演出、《兄妹开荒》等秧歌剧来传播党的政策。纪念活动简朴而热烈，它像年度的集结号，在物质极为匮乏的黄土高原上，持续强化着党员的身份认同和牺牲精神。1945年七大召开前夕的“七一”，更是把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同推向了高潮。

      5.2 新中国成立后的庆典与自省

      1949年7月1日，党即将迎来全国胜利，那天的“七一”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北平各界举行盛大集会，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全面阐述新中国的国体。这篇文章既是党的生日献礼，也是向全民族发出的建国方略。1951年，建党30周年，北京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这是执政后第一次大规模公开纪念，全党掀起了学习党史、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热潮。此后，每逢十周年纪念，党中央往往都会召开高规格的庆祝大会，由主要领导发表长篇讲话，总结过去，擘画未来。像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刚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建党60周年之际，胡耀邦在大会上强调要拨乱反正，走自己的路。建党70周年，江泽民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二条原则。这种“逢十”的纪念与理论创新、政治宣誓紧密相连，使“七一”成为发布政治号令、统一全党思想的关键节点。

      5.3 新时代的“七一”盛典与常态化教育

      进入新时代，“七一”纪念活动更加注重庄重感、仪式感和群众性融合。2016年建党9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八个方面要求，震动寰宇。2021年的百年华诞，更是将“七一”纪念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峰。天安门广场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集体致献词，喊出“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时代强音；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首次精辟阐述伟大建党精神。在天安门城楼上，那跨越百年的精神传承令无数人为之热泪盈眶。这一天，还首次颁授了“七一勋章”，将党内最高荣誉授予29名来自各条战线的功勋党员，他们中有百战老兵、有社区工作者、有治沙英雄，充分彰显了平凡中的伟大与信仰的力量。

      在庆祝建党105周年、106周年乃至以后的每一个“七一”，纪念的形态或许随时代而变化，但它的核心功能已牢牢固定：这是一场重温入党誓词、重忆入党初心的政治仪式；是一次开展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的全民课堂；是一座连接过去苦难辉煌与未来光明前景的精神桥梁。在这一天，大江南北的党员佩戴党徽，面对党旗举起右拳，那种炽热的情感共鸣，构成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同一个心跳。

      第六章 人间正道——七一昭示的历史规律与时代答案

      诠释“七一”，除了追溯其历史源头和精神内核，还必须回答它向今天的中国揭示了怎样的历史规律，又为解决“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提供了怎样的中国方案。“七一”不仅是党的生日，也是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一把钥匙。

      6.1 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从南湖红船上的微弱灯光，到天安门城楼上的辉煌灯火，历史雄辩地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七一”所揭示的最颠扑不破的真理。在近代中国，那么多政党、那么多主义粉墨登场，却都黯然退场，只有共产党真正带领人民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并持续推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什么？因为这个政党掌握着马克思主义这个最科学的理论武器，始终坚持彻底的自我革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一次次从错误中清醒、从挫折中奋起。“七一”的历史本身就在告诉人们：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

      6.2 必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是从百年党史特别是建党初衷中得出的最深刻的洞见。一大决议就明确了党要“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初心就是为人民。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推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改革开放的活力源自人民的首创精神，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凯歌离不开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群众的并肩奋战。党的所有底气都植根于人民。如果脱离了人民，党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七一”像一面镜子，每年都提醒全体党员：我们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答案永远是那个大字：人民。

      6.3 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党在“七一”诞生，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结果。此后百年征程，党之所以能够不断战胜艰难险阻，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到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从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进入新时代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种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密码。“七一”不仅仅是纪念过去，更是宣示一种理论创造的方法：只有善于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才能不断让真理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6.4 必须勇于自我革命

      一个政党最难得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历经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七一”的初始，党就以最纯洁的理想结社；百年之后，党依然要用刀刃向内的勇气割除自身肌体上的毒瘤。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日益健全，这些都是自我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的鲜明体现。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是“七一”留给执政党最恒久的课题。

      第七章 七一与“我”——在党旗下成长的生动叙事

      宏观的历史叙事最终要落到具体的人身上。“七一”之所以有温度，是因为它与亿万中国人的个体命运血肉相连。每个党员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政治生日”，而党的整体生日，便是这无数个政治生日汇集成的星河。

      在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经常能看到白发苍苍的老党员，在子女搀扶下，面向红船模型久久凝望，嘴中喃喃念着入党誓词；在延安宝塔山下，一批批“90后”“00后”青年党员在入党仪式上热泪盈眶；在边防哨所、在深海远洋、在太空空间站，党员们用自己的方式向党报告。这就是“七一”的生命力——它不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纪念日，而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情感激荡和精神洗礼。

      还记得2021年“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吗？她那贴满膏药的双手托起了两千多个山区女孩的大学梦。她在接受勋章时说的那句“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站在讲台上”，让无数人动容。在脱贫攻坚战中，1800多名党员、干部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抗击新冠疫情期间，“我是党员我先上”成为最响亮的战斗口号，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这一个个鲜活的“我”，用行动诠释着“七一”的当代内涵。

      在今天，2026年的“七一”来临之际，当我们回顾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看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图景时，我们更应看到，在千千万万平凡的岗位上，有无数党员默默践行着对“七一”的承诺：是那个凌晨清扫街道的环卫工人，是那个扎根乡村的特岗教师，是那个在实验室里攻克“卡脖子”技术难关的科研工作者，是那个穿梭在大街小巷为老人送餐的外卖骑手党员。七一之“我”，是你，是我，是所有心向光明、奋力前行的人们。这份融入日常的坚守，构成了党最坚实的执政根基，也书写着“七一”最温情的时代注脚。

      第八章 驶向复兴——从105年再出发的“七一”宣言

      历史长河川流不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命题。2026年的“七一”，我们站在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节点上，回望105年的光辉历程，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中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徐徐铺展，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文化自信、生态文明建设、国家安全等一系列重大课题考验着我们的智慧和韧性。

      面对未来，“七一”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回忆，更是一份清晰的时代宣言。

      这是一份关于信仰的宣言。 无论风云如何变幻，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要像早期建党先驱那样，用真理的光芒照亮前路，敢于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

      这是一份关于奋斗的宣言。 蓝图不可能一挥而就，梦想不可能一夜成真。新的长征路上，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必须继承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永葆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以昂扬的斗志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

      这是一份关于初心的宣言。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必须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让“江山就是人民”成为最温暖的现实。

      这是一份关于自我革命的宣言。 作为拥有1亿多名党员的大党，最大的风险是内部变质、丧失斗志。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在2026年的“七一”，当我们再次面向党旗举起右拳，那八十个字的入党誓词，每一个字都重若千钧。它把我们与105年前南湖小舟上的那群热血青年紧紧联系在一起，也把我们与未来那个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者紧紧联系在一起。

      结语 永恒的火炬

      从1921年到2026年，105个“七一”雕刻了时光，也铸造了灵魂。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50多人到1亿多人，这艘小小红船已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七一”是什么？它是历史抉择的火把，是真理与信仰的图腾，是牺牲与奉献的丰碑，是初心与使命的镌刻，更是永不熄灭的火炬。它告诉我们，一个诞生于民族危亡时刻的政党，之所以能够百折不挠，只因她扎根于人民的沃土，执着于真理的求索，锤炼于血火的考验，扬弃于自我的革命。它提醒我们，伟大来自平凡，光荣源于梦想，而梦想的实现，需要一代代人的接续奋斗。

      今天，当阳光再次照耀南湖的红船，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旋律在神州大地唱响，让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深深地缅怀那些长眠于青山的英烈，真诚地致敬每一份默默奉献的坚守，也郑重地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愿你我从“七一”这永恒的火炬中，汲取源源不断的前行力量，永葆少年气，常怀赤子心，沿着党所开辟的道路，向着民族复兴的壮丽前景，坚定地、豪迈地走下去。

      让“七一”之光，永远照亮我们的征程！让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华大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