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日

五月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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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听红歌

五月十七，

黄历上写着“宜听红歌”。

这不是一个寻常的提醒，

而是某种穿越时空的召唤

——当那些旋律在耳畔响起，

你听见的不只是音符，

是一段民族记忆在血脉中苏醒的声音。

壶口瀑布旁的六天六夜

1939年的除夕夜，

陕北寒气逼人。

一个叫光未然的年轻诗人站在台上，

朗诵自己刚写完的长诗《黄河》。

诗里有他亲眼见过的壶口瀑布

——那一年他随演剧队渡黄河，

船夫与惊涛搏斗的号子声，

死死烙进了他的骨头里。

台下坐着一个人，叫冼星海。

诗还没念完，他霍地站起来，

一把抓过诗稿：

“我有把握写好它！”

从3月26日到31日，整整六天六夜，

冼星海把自己关在窑洞里奋笔疾书。

首演那天，

延安陕北公学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

走廊站满了人，窗台上趴着人，

讲台两侧也挤满了人。

他们没有像样的乐器，

没有像样的合唱队，

可当“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的歌声响起，

每一个人都在那一刻变成了黄河的浪涛。

后来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

看完演出，提笔写下八个字：

“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一首歌，就这样从延安唱遍了全中国。

 两支铅笔的传承

也是1939年，延安鲁艺。

一个叫王莘的年轻人刚从音乐系毕业。

临别前，

他的老师冼星海递给他一支法国自动铅笔，

说：“我用这支笔写下了《黄河大合唱》，

你拿着它，希望你也能用这支笔写出

些催人奋进的音乐作品来。”

王莘把这句话记了一辈子。

他拿着这支笔，

在晋察冀的抗日根据地里奔波，

写歌、教歌、唱歌。

十年后的1950年国庆前夕，

他坐在回天津的火车上，

看见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海，

一种难以抑制的情绪涌上来，

他掏出一张纸，

用那支笔写下了开头的两句：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这首歌后来被印在《人民日报》上，

文化部要求全国学唱。

而那句“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从此刻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喉咙里。

王莘用那支笔，写完了老师留给他的作业。

土炕上的不眠夜

比王莘晚四年，

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庄。

1943年秋天，

十九岁的曹火星跟着群众剧社

深入平西抗日根据地。

那时候敌后根据地正处在

最艰苦的“黎明前的黑暗”，

日寇对根据地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

可曹火星在老乡家的土炕上，

借着油灯，边写边唱，

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

完成了一首歌。

许多年后他回忆说：

“我写这首歌是动了感情的。

抗日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抗战，

搞民主建设，使人民当家作主……

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是我亲眼所见。”

那首歌叫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一个十九岁的青年，

在一盏油灯下，

用一天一夜写完了后来

被十几亿人传唱的旋律。

歌里最朴素的那句

“他辛劳为民族，他一心救中国”，

不是口号，是一个年轻人亲眼看见的事实。

 一个庄稼汉的歌唱

更早一些，1942年初冬的陕北。

一个叫李有源的庄稼汉在

进城路上走着走着，

忽然看见东方一轮红日冉冉升起。

他站在路边看了很久，

心里有什么东西被照亮了。

他想起那些在窑洞里听过的、

在田埂上哼过的民歌调子，

于是把那一刻的感受，

用陕北人最熟悉的方式唱了出来。

那个调子后来被改编、

被传唱，甚至搭乘中国第一颗人

造地球卫星飞向太空。它叫《东方红》。

一个庄稼汉的歌唱，就这样变成了一个民族的黎明。

唱了，就忘不掉了

五月十七，黄历说“宜听红歌”。

这不是让你怀旧，

是让你在某个安静的午后或黄昏，

把耳朵交给那些被时间打磨过的旋律。

那些歌里有黄河的咆哮，

有五星红旗的飘扬，

有土炕上不眠的夜，

有庄稼汉看见的日出。

它们是一段历史，

也是一种活法

——在最难的日子里，

有人用嗓子撑起了一片天；

在最暗的夜里，

有人把心里的光唱成了歌。

今日宜听红歌，愿你在歌声里，

听见来路，也看见前路。

“冰壶映月，澄澈无尘；灵光自蕴，万象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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