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资源网-诤友之歌:论李大唐《杜城客》中的男性友谊及其伦理意义

诤友之歌:论李大唐《杜城客》中的男性友谊及其伦理意义

诤友之歌：论李大唐《杜城客》中的男性友谊及其伦理意义

寇挥

引言：被遮蔽的友谊之光

在当代文学批评的视野中，爱情与婚姻往往是长篇小说最受关注的叙事主轴，而朋友之道——尤其是男性同性之间的“诤友”情谊——却常常被置于次要位置，甚至沦为背景板。李大唐的长篇处女作《杜城客》在某种意义上打破了这一惯例。这部以婚姻悲剧为主线的小说，同时呈现出另一条同样重要、甚至更具道德感召力的叙事线索：李汉臣与由甲申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友谊。

在由甲申与方雅娴的爱情从热烈走向破碎的全过程中，李汉臣始终以一种近乎“不变”的姿态矗立在那里。他是由甲申事业的引路人，是文学创作的持续激励者，是婚姻困境中的默默支持者，更是由甲申英年早逝后遗稿的守护者。这条友谊线没有被婚姻冲突所撕裂，没有被嫉妒所腐蚀，没有被时间所冲淡——它以罕见的纯粹性，成为这部灰暗色调小说中一抹温暖的光亮。

李大唐对这段友谊的处理，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在陕西文学的传统中，从柳青到路遥再到陈忠实，男性之间的关系往往被置于社会变革、权力斗争或家族恩怨的宏大框架中，而纯粹的、超越功利的朋友之情并不占据核心位置。《杜城客》正面赞扬同性文朋诗友间的诤友情谊，在陕西百优作家的阵营中显得独树一帜，也使李大唐成为这一题材领域的佼佼者。

本文试图从“伯乐之谊”“情敌之谊”“患难之谊”“遗稿之谊”四个维度，深入分析李汉臣与由甲申之间这段万古长青的友谊，揭示其在小说文本与当代生活中的伦理意义。

一、伯乐之谊：从同窗到同事的引路之情

李汉臣与由甲申的友谊，始于“年龄相同”这一命运的巧合。两个出生年份相同的年轻人，在文学梦的牵引下相识相交，共同走过了青春的迷茫与奋斗的历程。在李大唐的笔下，这段友谊的起点是李汉臣的“先行一步”——他先于由甲申进入某民办高校任职，站稳脚跟后，立刻想到了自己的朋友。

“动员由甲申也来到这所高校入职”——这个看似平常的情节，实则是友谊的第一块试金石。在职场竞争激烈的当代社会，一个人是否愿意将自己的朋友拉入自己的“领地”，往往取决于这个人的胸怀与安全感。心胸狭隘者会担心朋友的到来威胁自己的地位，底气不足者会害怕被朋友比下去。而李汉臣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他不仅分享了信息，更分享了自己的社会资本——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不计较得失的慷慨。

由甲申入职之后，李汉臣的角色从“引路人”进一步升级为“激励者”。他不断鼓励由甲申的文学创作，这在小说的语境中具有特殊的分量。要知道，由甲申是有文学梦想的人——他想成为像陈忠实那样的当代大学生心目中的偶像级文学家。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民办高校教师的收入有限，买房、养育子女的压力巨大，梦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足以让大多数人放弃。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持续不断的鼓励者是多么珍贵。

李汉臣作为校报主编，利用自己的职位便利，不断发表由甲申的新作。这不是简单的“友情刊发”，而是对朋友文学才能的真诚认可。校报虽不是文学刊物，但它是民办高校这一特定场域中的官方发声平台，发表作品意味着一种制度性的承认。对由甲申来说，这些发表记录不仅仅是几篇印成铅字的文章，更是他在艰难时世中坚持文学梦想的证明——每一次发表，都是李汉臣在说：你的写作有价值，你这个人有价值。

这段“伯乐之谊”的核心，在于李汉臣始终把自己放在“托举者”的位置上。他不曾嫉妒由甲申的成长，不曾因为自己的职务而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更不曾把朋友当作自己的附庸。相反，他以一种近乎本能的方式，用自己的资源去成全朋友的梦想。这种友谊的形态，在“文人相轻”已成通病的文化语境中，显得尤为可贵。

二、情敌之谊：在爱情竞争中坚守的友情底线

如果说“伯乐之谊”已经令人感动，那么李汉臣在面对爱情竞争时的表现，则构成了这段友谊真正的“试金石”。

实习生方雅娴的出现，同时拨动了李汉臣与由甲申两个人的爱情琴弦。这位来自陕北农村的民办高校女生，有着村干部父亲遗传给她的杀伐果断的魅力，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与坚韧，有着回报姐姐供养的强烈责任感——这些特质共同构成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女性形象。李汉臣与由甲申几乎同时注意到了她，两个年龄相同的年轻知识分子，同时对同一个女性产生了爱慕之情。

在大多数叙事中，这样的设定往往意味着友谊的破裂。两个朋友爱上同一个女人的故事，从《圣经》中该隐与亚伯的争端到古今中外的无数文学文本，几乎总是以背叛、仇恨甚至死亡作结。竞争性的欲望具有强大的破坏力，它可以将最亲密的朋友转化为最危险的敌人。

然而李大唐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走向。由甲申“行动迅速”，赢得了方雅娴的芳心。两个人确定了恋爱关系，并有了结婚建立家庭的长远蓝图。面对这一结果，李汉臣的选择令人动容——他“依旧把由甲申当作知心朋友对待”。没有暗中的破坏，没有疏远的冷落，没有表面客气而内心疏离的虚伪。他退出了竞争，却没有退出友谊；他放下了爱情，却没有放下朋友。

这个情节的处理，体现了小说对“诤友”之“诤”的深刻理解。“诤”字的本义是“直言规劝”，引申为一种敢于在朋友面前保持独立人格、却不因利益冲突而背弃朋友的道德勇气。李汉臣的“诤”，不是在于他敢于批评由甲申——当然他后来也可能这样做——而是在于他有能力超越爱情失败带来的自然痛苦，坚守对朋友的承诺与情感。这种超越，不是出于道德教条的强制，而是出于一种更深层的人格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由甲申在这件事上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李汉臣的牺牲。小说也许没有正面描写李汉臣内心的波澜——这正是李大唐克制叙事的妙处。真正的友谊不需要时刻表露，不需要戏剧性的告白，它更多地体现在那些“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日常之中：李汉臣没有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他仍然是由甲申的朋友，仍然是校报主编，仍然鼓励由甲申创作，仍然发表他的作品。什么都没有变，但这种“不变”恰恰是最难做到的。

三、患难之谊：裁员危机与代课机会中的雪中送炭

如果说爱情竞争是友谊的“第一道坎”，那么由甲申被裁员的事件，则是这段友谊的“试金之石”。

由甲申是一个参与了某民办高校初始创业的元老级人物。他在这所学校的发展壮大中投入了自己的青春与心血，用小说的表述是“形同有创世功劳”。然而民办高校的本质决定了它的运作逻辑：当创业阶段结束，当学校进入规范化、制度化的发展轨道，那些与创始人有着亲密私人关系、但学历或资质未必最优的“元老”，往往是最先被清洗的对象。

由甲申遭遇的正是这样的命运。他被自己参与创造的事业抛弃了——这种被背叛的感觉，比单纯的失业更加致命。他的尊严在这一刻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而在此之前，他在婚姻中已经因为妻子的成功而备受煎熬，文学梦想也进展缓慢。裁员的打击层层叠加，几乎将他推向了绝境。

正是在这个时刻，李汉臣出现了。他为由甲申安排了新的代课工作。这个举动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帮忙介绍工作”，但在小说的深层结构中，它具有多重伦理意涵。

首先，这是一次无条件的援手。李汉臣并没有因为由甲申与方雅娴结婚而疏远他——恰恰相反，李汉臣始终在场。当由甲申跌落谷底时，伸出援手的人不是他的妻子方雅娴（她在自己的职场轨道上忙于应付），不是他的任何亲戚，而是这个曾经“情场失意”的朋友。友谊在这一刻显示出了它超越血缘与婚姻的独立价值。

其次，这是一次有针对性的帮助。李汉臣安排的不是随便什么工作，而是“代课工作”——这意味着他在试图维持由甲申与教育事业、与文学场域的联系。代课虽然不是正式职位，但它让由甲申仍然站在讲台上，仍然与学生打交道，仍然有时间和精力继续写作。李汉臣深知，对由甲申这样一个以文学为终极梦想的人来说，彻底脱离教育岗位可能意味着精神世界的崩塌。因此，他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份收入，更是一种身份认同的延续。

第三，这是一种不居功的善意。小说中没有描写李汉臣如何炫耀自己的帮助，没有描写他对由甲申进行道德绑架——“我当初可是帮了你大忙”。真正深厚的友谊恰恰体现在这种“做了好事却像没做一样”的姿态中。李汉臣帮助由甲申，不是因为这样可以获得什么回报，而是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一个在朋友有难时自然而然地伸出手的人。

四、遗稿之谊：百万字手稿背后的精神传承

由甲申最终英年早逝，死在了ICU病房。在他离世后，李汉臣做了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整理由甲申留下的二百多万字的遗稿（上述友谊，除《杜城客》之外，我在李大唐后续小说之一的《肝的人》（肝病缠身+肝胆相照）之第十二章“引路人”、第十三章“嫉妒者”、第十四章“二故交”里，已经看到详尽的书写。“处理遗稿”这一情节，放在《肝的人》第十八章、也是最后一章“貂不足”里）。

这一行为，将这段友谊从“生前的陪伴”升华到了“死后的守护”。百万字的遗稿，意味着由甲申终其一生都在坚持写作。他的文学梦想或许没有在他活着的时候实现——他没有成为像他一生崇拜的偶像陈忠实（忠诚待人，实际做事——李大唐）那样的著名作家，没有获得足以改变命运的名声与财富。但他从未停止书写。这百万字的手稿，是一个普通人对抗平庸、对抗遗忘、对抗死亡的全部努力。

而李汉臣的整理工作，是在承认这些遗稿的价值。在功利主义的眼光中，一个生前没有出版过重要作品的人的遗稿，可能被视为一堆废纸。但在李汉臣眼中，这些文字是由甲申生命的延续，是他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证据。整理遗稿，就是在说：你的生命有意义，你的文字值得被保存，你的梦想没有被辜负。

这个行为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由甲申生前一直渴望成为像陈忠实那样的作家，而陈忠实身后都有完整的作品集传世。李汉臣整理由甲申的遗稿，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替由甲申完成一个“准作家”的仪式——即使生前无法出版作品集，死后也要让这些文字以被整理的形式存在。这不是商业化出版意义上的成功，而是朋友之间最高形式的致敬。

“整理遗稿”这一情节，让人联想到文学史上那些著名的友人之谊。歌德与席勒的友谊，体现在席勒去世后歌德对其遗稿的整理与保存；博尔赫斯与比奥伊·卡萨雷斯的友谊，体现在两人共同创作侦探小说的默契；在中国传统中，白居易与元稹的“元白”友谊，同样体现在元稹去世后白居易对其诗文的编集与怀念。李大唐将这一文学传统延续到了《杜城客》中，使李汉臣与由甲申的友谊具有了一种古典的回响。

五、诤友之道的当代意义：在利己主义时代的友谊乌托邦

在分析完李汉臣与由甲申友谊的四个维度之后，我们有必要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李大唐为什么要花如此大的笔墨来正面赞扬这段男性友谊？这段友谊在小说整体中承担着怎样的叙事功能？

从文本结构来看，由甲申与方雅娴的婚姻线是一条“坠落”的弧线——从相爱到怀疑到伤害到死亡，这是一条向下的、走向毁灭的轨迹。而李汉臣与由甲申的友谊线则是一条“上升”的弧线——从相识到共事到患难互助到死后传承，这是一条向上的、走向升华的轨迹。两条线索并置在一起，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爱情可能被男权意识扭曲，婚姻可能被传统习俗摧毁，但友谊却可以超越这一切，保持其纯净与忠诚。

这种对比的设定，构成了小说对当代人际关系的一种深刻反思。在一个被消费主义、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全面渗透的时代，婚姻与家庭往往承载了过多的物质期待与情感压力，而友谊作为“非功利性关系”的典范，反而保留了一种更为纯粹的可能性。李汉臣不需要占有由甲申，不需要控制由甲申，不需要将由甲申的成功视为对自己的威胁——他只需要作为朋友存在，在关键时刻出现，在默默中支持，在身后守护。

“同性友谊万古长青”这个表述，在小说中获得了具体的血肉。它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通过一系列扎实的细节呈现出来的：李汉臣动员由甲申入职的细节，校报上发表作品的细节，面临爱情竞争时依然如故的细节，被裁员后安排代课的细节，死后整理千万字遗稿的细节。这些细节共同构成了一个关于“什么样的人才算真正的朋友”的完整答案。

在当代语境中，这段友谊还具有一种反潮流的意义。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交”极度发达而“友谊”极度匮乏的时代——微信好友动辄上千，真正能倾诉心事的人寥寥无几。“朋友”这个词被过度使用，也被过度稀释。《杜城客》中李汉臣的形象，以一种朴素而有力的方式，提醒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友谊：它是在你得意时不嫉妒、在你失意时不抛弃、在你死后仍然记得你的存在。

结语：一曲被低估的诤友之歌

李大唐的《杜城客》以婚姻悲剧为主体，却在不经意间写出了一曲友谊的赞歌。李汉臣这个角色，不像由甲申那样充满了内在的矛盾与挣扎，不像方雅娴那样承载了性别政治的沉重议题——他更像一束稳定的光，始终照在由甲申这条动荡的河流上。他的存在，使这部小说避免了一味沉溺于苦难与黑暗，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道德上的“锚点”。

在陕西百优作家的阵营中，李大唐以这部长篇小说处女作展现了他在刻画复杂人际关系上的功力。李汉臣与由甲申的友谊，因其罕见的纯粹性与持久性，成为当代文学中一个值得被记住的友谊范本。它告诉每一个读者：即使在爱情失败、婚姻破碎、事业受挫的人生低谷中，你仍然可能拥有一个不离不弃的朋友；而如果你有幸成为某个人的“李汉臣”，那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生命价值的实现。

万古长青的不是友谊的抽象概念，而是那些在具体时空中、在平凡细节里、在一次次选择中坚守下来的朋友之情。《杜城客》为这种情感立传，使其超越了小说的虚构边界，进入真实读者的生命经验之中。这或许就是这部作品除了婚姻悲剧的“文学标本”之外，另一个同样重要、甚至更加珍贵的遗产。

（预告：另有寇挥先生6000余字的《三评“杜城客”：闯入浴室事件与男权思想的深层谱系》，本平台将择期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