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豫剧团和西安豫剧团本来就是最亲密的兄弟单位，平日里往来密切、业务繁多，两个单位的职工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私下里，基本都十分熟悉。大概在我们来宝鸡的一个半月的时候，剧团的领导们看我们这些半大孩子，离开家人这么久，难免会日夜想念亲人，于是便特意给我们“学生队”放了一个星期的假，让我们回西安好好陪陪家人、看看亲人。
当这个消息传来时，我们西安的8个人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有的把练功鞋往空中抛，抛得老高又笑着接住；有的攥着拳头在原地蹦跳，眉眼间满是欢喜，那股子藏不住的激动劲儿，实在无法用言语形容。
一伙人兴冲冲跑回宿舍，七手八脚收拾着东西，把最体面的衣服翻出来整理平整。每个人心里都揣着同一个念头：第一次离家这么久回去，可不能邋里邋遢，免得父母看着心疼。那份急切回家的心情，别提多迫切了，恨不能立刻插上翅膀，一下子飞到火车站。
那个时候的交通没有现在这么便利，虽说宝鸡是西部铁路的主要干线，来往列车却不多，一天到头也不过几趟，除此之外再无别的交通工具可选。我们几个人凑在一起商量了一番，想着夜间火车又黑又不便，赶路也不踏实、不安全，最终决定明天天一亮就动身。宝鸡到西安大概一百七十多公里，那会儿坐火车差不多要五个小时，若是遇上火车晚点，耗的时间只会更长。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八个人就急急忙忙往火车站赶。晨风湿漉漉的，带着几分凉意，可我们心里头却揣着一团火，始终热乎乎的。当年宝鸡到西安这一段的车票是3块8毛钱，这在那会儿可不是个小数目——那会儿一根冰棍才几分钱，这3块8毛钱，能买不少东西，够我们省吃俭用用好几天了。
于是箭哥眼珠一转，提议我们逃票混车，说这样既能省下这3块8毛钱，而且这趟火车说不定也不会查票。我当时一听，立马举起双手积极响应，可其他几个同学却犯了嘀咕，觉得还是自己买票踏实安全，万一被乘警抓住，当众盘问实在太丢人。意见没法统一，箭哥便带着我和另外几个同学分了路，我紧跟着他，从火车站道轨的闸口悄悄混了进去。虽说多绕了不少路，走得腿脚发沉，但一想到能省下3块8毛钱，值了。
宝鸡到西安的火车基本都是路过车辆，且全是长途车，车厢里到处挤满了人，空气里混杂着烟火气与汗味。不少人揣着塑料布，铺在座位底下就蜷着身子睡了，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在车厢里回荡；还有人实在找不到落脚处，竟直接爬到行李架子上，蜷缩着身子像只温顺的猫。过道里挤得水泄不通，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想上厕所，只能侧着身子一点点往前挤，稍不留意就会踩到别人的脚。
我和箭哥挤过好几个拥挤的车厢，好不容易才和他们几个汇合，挨着他们的座位勉强挤了个边坐下。刚坐稳，小胖就笑着凑过来开玩笑：“你们俩可得小心点，说不定马上就要查票了。”箭哥满不在乎地接话：“别逗了，咱运气没那么差，今儿肯定不查。”于是我们几个人凑在一起闲聊，你一言我一语，满心欢喜地说着回家要吃的家常、要玩的趣事，脸上满是藏不住的期待。
虢镇在那个年代叫虢（guī）镇，后来经有关部门规范纠正，现在正式叫做虢（guó）镇。当列车广播员缓缓报出“虢镇车站到了”，我和箭哥的厄运，便悄无声息地来了。
远远地，我就看见乘警带着两个列车员，手里攥着闪着冷光的检票钳，神情严肃地在前面的车厢里逐一检查每个乘客的车票。他们的脚步声“噔噔”作响，厚重又清晰，一步步缓缓向我们这节车厢推进，空气中都渐渐多了几分紧张。
小胖看清眼前的情景，立马凑过来，带着几分得意又戏谑的语气开玩笑：“你看，让我说准了吧？”我慌忙看了他一眼，心里瞬间慌了神，手心里直冒冷汗，连忙攥住箭哥的胳膊，急着问他怎么办。箭哥脸上虽也掠过一丝慌乱，但毕竟比我年长，沉得住气，他朝我使了个安抚的眼色，随后拉着我的手腕，悄悄往火车头方向挪去。
乘警和列车员也顺着我们挪动的方向缓缓走来，眼神依旧锐利地扫视着沿途乘客，丝毫没有停歇。我和箭哥心里急得发慌，暗自盼着火车能赶紧停一站，好趁机快速跳下车，顺着站台快步跑到后面的车厢，再悄悄溜上去，刚好躲过乘警的检票。
可我们万万没想到，乘警早就把下一站的时间算得明明白白——到下一站还要足足一个半小时，这段时间，刚好够他们从容地把整列车厢查个底朝天，任谁也别想侥幸逃过去。
最终，我们还是被乘警和列车员堵在了整列火车的最前端，进退两难。恰巧这时，火车缓缓驶入武功车站，车门“哐当”一声打开，我和箭哥垂着头、灰溜溜地被乘警厉声轰了下来，脸颊发烫，又羞又急，手足无措地站在站台上。
箭哥不死心，眼神瞟着后面的车厢，想趁乘警不注意悄悄溜上去，可刚挪两步，就被乘警厉声喝住。只见乘警双目圆瞪、眉头紧锁，手指着我和箭哥，语气严厉又带着警告：“再敢上车，我一脚就把你们踹下来！”
眼看火车喘着粗气，烟囱里冒着滚滚白汽，车轮已缓缓转动，马上就要离站。箭哥急中生智，一把攥住我的手腕，拉着我就往火车头方向飞奔，我几乎是被他拽着往前冲，随后俩人手脚并用地，匆匆爬进了火车连接车厢的挂钩处。
客车车厢和蒸汽车头的挂钩处，空间狭小，刚好能勉强站下两个人，脚下就是悬空的铁轨，看着就让人心里发慌。随着蒸汽机车缓缓开出，风也跟着车速渐渐变大，呼呼地刮着，吹得人睁不开眼。蒸汽车头后面堆积着不少煤渣，风一吹，沙粒似的煤渣就打在我们脸上，疼得发麻，眼睛里也进了好几粒，涩得直流泪。
我却兴奋地扯着嗓子大声喊：“箭哥，这真是个好办法！以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式逃票了。”一路上，我们俩半点没有被轰下车的丧气，反倒越挫越精神，扯着嗓子唱起了豫剧。风裹着煤渣呼呼刮着，把我们的声音吹得有些零散飘远，可我们毫不在意，哪怕细碎的煤渣吹进嘴里，牙齿、嘴角都变得黑乎乎的，也只是随意吐一口唾沫，擦一把嘴角，又接着大声唱起来。
我还学着小儿书里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的模样，一只手紧紧攥着火车头边上的铁杆，另一只手高高举在空中，弯着手指比作手枪，扯着嗓子大喊：“我们是铁道游击队！”喊完，我和箭哥相视一眼，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刚才被乘警轰下车的窘迫与狼狈，瞬间忘得一干二净。
那时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2004年，身为导演的我，竟拍摄了大型电视连续剧《铁道游击队》。每次在片场拍摄扒火车的戏份，镜头里的场景总会触动心底的回忆，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和箭哥一起逃票扒火车的那一幕。
就这样在挂钩处熬过了几个小时，火车终于缓缓驶进了西安站。看着眼前熟悉的站台，我们俩互相打量了一眼，脸上、身上沾满了黑灰，活像两只脏兮兮的小花猫，嘴角却咧得大大的，笑得无比真切、无比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