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3月，我出生在嘉定东大街周家祠堂内一个贫苦家庭里，在这里我一直生活到1951年初中毕业。在此之后便远离家乡外出求学及谋生，几经周折最后定居于北京。我出生不久，就经历了淞沪抗日战争的磨难，当时的嘉定已是战场，母亲抱着我随着逃难的人群颠沛流离，千辛万苦投奔亲友。待到重返故乡，劫后的嘉定到处断垣残壁，人迹稀少，一派凄凉景象，家中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到了 1941年，我适龄入学时正值日伪统治时期，勉强进了私立培本小学。

我在私立培本小学求学的记忆几乎全忘却了，仅记得学校位于张马弄东口往西不足百米的路北。白墙黛瓦的校舍看不出和民居有什么区别，进门后似有个小天井。我只记得一件我的小屁股被尿浇的事情：西侧一个半荒芜的院内，其中半埋着一口大缸，是男生绕缸而立撒尿的尿池。某次我在尿池近旁大便，被一个调皮的学生突然转向我屁股撒尿，我大哭状告老师。

1942年嘉定城内又创办了一所面向广大穷苦孩子的学校，名为启东义务小学，顾名思义，学校是免缴学杂费的。小学地处东大街城隍庙内，与我家近在咫尺，所以我自二年级起就转到该校就读，一直读到小学四年级学校停办为止。

抗战胜利后，家乡的工商业稍有转机，母亲很难得地找到一份工作。其时，正是启东义务小学停办，启良中小学开办之时，母亲就把我和弟弟都放在了启良中小学里寄读，当时的启良中小学没有高中部，寄读主要招收初中学生，小学生寄读的极少，而我弟弟只有7岁，在寄读生中更是很罕见的。

启良中小学设在现在的秋霞圃公园里，教学区几乎都集中在中心景区的东部，操场在围墙外面，出操需走出东北角后门，跨过小石桥方可到达，而由此后门走田间小路到我家不足百米的距离。

1947年秋季，我由启良中小学转学到疁城小学就读，结束了寄读的生涯。

我的小学求学阶段，虽然上学条件较差，学习的环境不断地转换，但我仍是取得了中等偏上的成绩，小学毕业后，同年顺利地考取了嘉定县立中学(今嘉一中)。

儿子要上中学了，这对只有小学学历的父母已是一种超越，所以尽管家境正处于最困难的时刻，母亲仍是千方百计地供我上了中学。

那时县立中学的初中部都设在校本部之外，初中一年级的课堂设在城外北大街路东约80米的纪念村，城内的同学都要穿越北城门和跨过城外的吊桥（北城门和吊桥现已不存在了）去上学，城门口有驻军的岗哨把守。纪念村的校舍仅是两栋简易的平房，屋前屋后的些许空地就是我们课外活动的地方。四周都是农田，没有农舍，环境显得分外安静。初一上学期，尽管国民党政权已摇摇欲坠，但主战场还在长江以北，尚能勉强维持正常的课堂秩序。而待到学期末（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取得了全面胜利，国民党的精锐机械化部队丧失殆尽，兵源枯竭，到处抓壮丁充当炮灰，致使社会秩序更加混乱，这种混乱也影响到课堂。

4月23日，解放军进驻了南京城。自此嘉定的上下官吏惶恐不安，政府无人过问，人民怨嗟，物价扶摇直上。由南京溃败的军队撤至上海地区，摆出死守上海的架势，我居住的周家祠堂里住满了国民党军队，某些官吏和商人陆续地举家搬迁，尽是一片兵荒马乱的景象。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也松懈了，家长们也顾不上孩子的学业，致使我初一下学期的学业一落千丈，并出现了旷课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南京解放后不久我们上了一堂特殊的课，老师好像就是聂群，她为同学们讲述了南京解放前后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的对比，使我们对党和人民军队有了新的认识，企盼家乡能早日获得解放。然而在兵临城下，战争一触即发之时，枪弹可是不长眼睛的，老百姓都很恐慌，有点经济基础的人家都在院子里挖了防空洞，我母亲仅是在屋内八仙桌上铺几层被子作为掩体，在晚间就睡在桌子底下。并在我们俩兄弟的衣服里各缝入一块银元，以防战争中走失。幸而短兵相接的战事没有在县城重演，国民党军队闻风而遁，人民解放军不战而胜地解放了嘉定。

我记得解放那天清晨，街上寂静无声，但见解放军整齐地沿街坐在街檐石上休息，怀里面抱着枪，很是壮观。人民军队的严明纪律给满城百姓以极深的印象。从5月13日嘉定解放起到5月27日上海市解放的短短半个月时间里，嘉定城里几乎天天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我家全躲到了乡下暂住，在乡下不仅目睹了在田埂小路频繁穿行的解放军支前队伍，也看到一批批回撤的担架上的伤员，可见战事的激烈。直到上海解放后，敌机才不再来骚扰，不久学校也复课了。这个学期我的学习成绩下滑很多，总分成绩虽在60分以上，但因规定旷课一节扣总分一分，最终总评分不及格而遭受到了留级的惩罚。

母亲获知我留级的消息失望已极，在一次亲戚来访中，母亲向他大吐苦水，哀怨地说：“没有出息，只好让他去学生意”。或许母亲说的是气话，但亲戚却当件事办了，说是在上海有个开米行的朋友，可以去试试。那时嘉定到上海还没有公交车，只有祥生出租公司的小轿车，很贵，为节省车资，我们早早出发步行至南翔，再坐车到米行。回来时坐车到南翔，然后由南翔步行到家。到了米行，老板一见我就摇着头说：“孩子太小了，门板都扛不动，更不要说扛米包了，过两年再说吧！ ”我被整整折腾了一天，脚底磨出了水泡，苦不堪言。在母亲为我洗脚时，我信誓旦旦地哭着说：“我要上学，保证不会再留级了。”这一番波折使我彻底端正了学习的态度和自觉性。

1949年的秋季开学了，本可以上初二的我灰溜溜地仍坐在纪念村的初一教室里，没有想到一周后突然我被告知：“学校决定，给留级生一次补考机会，补考及格可以升级。”我通过补考，终于又坐到初二班级里上课了。

初中二年级教室在北大街中段的北大街至北下塘街的支路上，地名叫清节堂，横跨横沥河的桥好像就叫清节堂桥。在这里建有三栋南北朝向的平房，两栋教室，一栋宿舍，教室东有一个篮球场，场边配有一些简陋的运动器械。

新中国开展的是全新的教育，特点是注重政治思想教育，曾记得聂群老师在校本部操场为我们做报告，以自身的经历控诉黑暗的旧社会，让我们勿忘国仇家恨，热爱来之不易的新中国。学校组织学生大唱革命歌曲如《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我是灯塔》等以及编排解放区的歌舞剧如《兄妹开荒》，一扫解放前的靡靡之音。学校还组织学生迈出校门走向社会，如上街动员商家购买爱国公债，走向农村助民拾麦穗、捉螟虫等，还开展勤工俭学、开垦菜地等活动，引领学生奋发向上，精神面貌为之一新。此外，我在这阶段还接触到一些苏联的小说和电影。其中对我影响最深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促使自己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间升入了初中三年级，课堂移至校本部围墙外东北角的火神庙里，和校本部后门相通，我的教室在最西边一间，隔壁就端坐着火神菩萨，只是香火不盛，少有善男信女前来供奉。校本部的图书馆、礼堂以及大操场是我们和校本部的高中生共享的，但总有一墙之隔的陌生感。

初中三年级可记的两件事是我报考军事干校和报考中等专业学校。由于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战火很快扩大到我国东北边境，全国人民义愤填膺，掀起了热火朝天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国人民志愿军已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参战，并在全国学校招收学员参加军事干校。同学们在党和政府的感召下，纷纷自愿报名，我认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当前最神圣、最壮丽的事业，决心以保尔•柯察金为榜样，早日投身革命，于是还来不及同母亲商量就报了名，但终因年龄和身检不够格而未获准。母亲为了替我报名参加军事干校，匆匆舍下工作专程赶回嘉定，记得她回来时正是午饭时刻，当她进入厨房揭开锅盖见到半锅麦粞饭，大半碗隔日吃剩的发黄白菜时，迅即盖上锅盖返身跑出厨房，边走边哽咽地说：“妈给你们添个菜吧！”我蓦然读懂了母亲，她是为我们兄弟俩孤苦无依的生活而感到伤心呢！母爱的深情，震撼着我的心灵，毕生难忘。

欢送参加军事干校的同学完毕，已是1951年初，是我初中的最后一个学期了，我和大家都静下心来为取得好成绩而做最后的冲刺。嘉定县立中学在教学质量方面是嘉定地区首屈一指的，不仅其有优良的教学环境和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且配备有很优秀的教师。当时教我们的老师有：陆蔚萱、江辅导、宋赞平、沈善英、朱育和、龚继章……

优秀老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班主任江辅导老师，他教我们数学，记得在上几何课时，他总是首先概括地复习前课内容，然后根据同学们已掌握的几何知识，深入浅出地演绎出新的定理，再举例讲述定理的应用，继续加深大家对定理的理解。我最佩服他讲课时娴熟地用教具在黑板上作出的各种图形，既正确又清晰。江老师还经常出题鼓励同学们到黑板前解题，以学生的答题作引导式的讲评。每堂课的内容都编排得很充实，讲得条理分明、清晰透彻。在他的课堂上我不仅学到新的知识，也训练了逻辑思维的能力，提高了我对数学的浓厚兴趣。兴之所至，我在课外把一本日本人编的几何辞典的题解都翻遍了。

江老师的教学水平和我中专大学时的教师比较是毫不逊色的。我印象里的江老师很年轻，但很严肃，不苟言笑，常年戴着一副深度的镜片似瓶底的近视眼镜，显得少年老成。因为他是班主任，接触多了就显现他的另一侧面。我还能忆起他教唱《打得好来，打得好来打得好》《支前小曲》等歌曲时的激情飞扬生动活泼的情景，这一下子拉近了我们师生之间的距离。

初中毕业生毕业的去向是我们当时考虑的大事，如今的初中毕业生毕业后上高中，然后上大学或就业，似乎已是固定的程式，毋须多想的。但那时新中国成立才刚刚两年，要在旧社会留下的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废墟上建国是需要大量的建设人才的，尤其急需中、低级的科技人员，为此全国各地的教育部门应时仓协众多中等职业学校，面向社会广招中专和技校学生。这股风刮进了校园，在应届毕业生中广为传布，不少同学把祖国的需要视为号令，欲考中专，早日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

我一直羡慕那些富家子弟能有上大学的机会，这时让我舍弃自己的理想抱负是心有不甘的，然而在这股风的吹拂下，又考虑到考中专早日工作，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于是决定报考中专。

解放后的故乡社会安定，学习环境优越，在一流的学校和一流的老师的培育下，我又吸取了险被留级的教训，学业有了神速的进步，各科成绩都在中上水平。因此之故，我顺利地考上了录取率仅为5%的华东纺织工学院高级职业班，从此离开了故乡。感谢故乡的养育和母校对我的悉心栽培，为我在思想、学业、道德诸多方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养成了勤奋、严谨的好习惯，致使我上中专、上大学的求学路走得分外顺畅，大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在我的求学历程中最受考验的莫过于1956年以同等学历的资格参加高考了，那年我是被几位备考的同事半劝半推地拉入高考行列仓促应考的，而且众所周知，中专课程和高中课程内容是很不相同的，何况我的中专课程中没有语文和化学等科目，完全是依靠初中的一点功底在短时间里去自学高中的相关课程而应考的。当然我是幸运的，这次高考把我送进了清华大学。

回顾我的一生，平淡如水，既无出众的业绩，更无耀眼的光环，我仅是信守着热爱祖国、勤恳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尽己所能地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回报给我的祖国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