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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歌》2.16疫情把所有人都关进了各自的房间。我们才发现，能隔着屏幕陪你吃外卖的人，比能陪你吃大餐的人更珍贵。2017年到2019年，是沈嘉仪和陈念棠各自奔忙的两年。沈嘉仪在出版社站稳了脚跟，从普通编辑升到了副主编。她做的几本书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其中一本还入围了一个重要的文学奖项。程砚秋对她越来越放心，把更多重要的项目交给她。沈嘉仪加班的时间越来越长，但不再觉得累——她找到了自己做编辑的意义：把那些值得被看见的文字，送到读者面前。她和程公望的关系，在那次坦白之后，变得清晰了。不是父女，不是恋人，不是朋友。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他仍然会在她需要的时候出现，但不再有那些让人心跳加速的暧昧。他们偶尔一起吃顿饭，聊的也大多是书和行业。沈嘉仪把那二十一万还了一部分，每次转帐都附上“第X期还款”的备注。程公望每次都收了，什么都没说。陈念棠升任技术总监。薪资翻了三倍，她终于从合租房搬到了天通苑一套独立的一居室。搬家那天她站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给沈嘉仪发了一张照片。沈嘉仪回了一句："有窗户了，祝贺。"她和马唯平彻底断了联系。他去了美国之后，偶尔会在朋友圈发一些照片——实验室、校园、雪景。陈念棠看到的时候，会停留两秒，然后划过去。不点赞，不评论，不联系。不是因为还喜欢，是因为不知道说什么。有些人，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沈嘉仪偶尔问她：“你还想他吗？”陈念棠说：“不想。我只是偶尔会想起，有一个人曾经对我好过。”沈嘉仪说：“那就够了。”但有一件事她没跟沈嘉仪说。每次加班到深夜，她桌上总会多一杯热咖啡。纸杯，美式，不加糖。她感冒的那一周，桌上总会多了一盒白加黑。她总能感觉到一道目光——掠过众人，在她身上恰好停下，不长，大约半秒。这类事，没有因为她职位提高而改变，反而像是有什么在心底悄然生根，一寸一寸攀爬。她和顾云深见面越来越多——周会、项目评审、战略讨论，顾云深坐在会议桌的主位，她坐在他的右侧第一个位置，距离很近，近到她能清楚的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冷香。又很远，远到他们之间说的话永远只有技术、产品和战略。她想起顾云深今天开会时看她的那一眼，只有零点几秒，可她记得那个角度、那个光线下他眼睛里反射的投影仪的白光，像夜空中皎洁的明月倒映在水面泛起层层涟漪。空气中烟丝燃烧时的焦苦、尼古丁被吸入之后从肺部呼出的那一缕余温在唇齿间的热息，像有人在她记忆里点了根看不见的烟在黑暗中明明灭灭，是她的整个身体认出了某个人的存在，并且不再抵抗这种认出的方式。2019年冬天，沈嘉仪的外公林予安生了一场大病。住院半个月。沈嘉仪每天下班后去医院陪他，外婆年纪大了，不敢让她晚上待医院。外公躺在病床上，瘦了很多，但精神还好。他拉着沈嘉仪的手，说：“嘉仪，你今年二十九了。”外公看着她，没有追问。他了解沈嘉仪——她不想说的事，问也没有用。外公点了点头。“你这个朋友，你要好好珍惜。朋友是自己选的家人。”外公出院后，身体大不如前。沈嘉仪每个周末都回衡山路看他，陪他下棋、读报、聊天。外公不再跟她说大道理了，更多的时候是沉默。两个人坐在书房里，外公看书，她看稿子，窗外那棵桂花树的叶子黄了又绿，绿了又黄。她以为这样的日子还会很久。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沈嘉仪正在出版社开年终总结会。会议室里的投影幕上放着PPT，她的手机一直在震。她低头看了一眼——新闻推送：“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已确诊多例。”她没有太在意。每年的流感都会有几波，过一阵就过去了。沈嘉仪在出租屋里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手里的杯子差点掉了。封城——这个词语她只在历史书上见过。她给陈念棠打电话，电话占线。打了三次才接通。“看到了。”陈念棠的声音很平静，“北京这边已经开始管控了。你那边呢？”挂了电话，沈嘉仪下楼去了附近的超市。货架上的口罩已经空了，消毒液也只剩最后一瓶。她抢了一瓶，又买了大米、方便面、速冻水饺，拎着两大袋东西回到出租屋。她把东西放好，坐在床上，忽然觉得不真实。一天前，她还在出版社上班，和同事讨论年后的选题计划。现在，她在出租屋里，囤着方便面和消毒液，等着一个不知道会持续多久的封控。程公望沉默了一分钟。然后回复：“我让人给你送一些。你在家等着。”沈嘉仪想说不用，但她确实需要。她打了“谢谢”两个字，发了过去。一个小时后，一个闪送小哥站在她楼下，递给她一个纸箱。她搬上楼，打开——里面是五十个N95口罩，五瓶消毒液，两盒手套，还有一袋维生素C。最下面压着一张便条，上面写着程公望的字迹——“保护好自己。有需要随时联系我。”沈嘉仪看着这张便条，鼻子酸了。她把便条夹在了她最喜欢的那本书里——《红楼梦》。春节假期过完，上海没有恢复正常上班。出版社通知全体员工居家办公。沈嘉仪的出租屋变成了她的办公室。每天坐在床上，对着笔记本电脑，审稿、开会、回邮件。没有同事在身边，没有程砚秋的指点，没有午休时大家一起吃饭的热闹。她一个人，从早到晚，对着屏幕。第一个星期，她觉得还好。不用通勤，不用化妆，不用穿正装，省了很多时间。第二个星期，她开始觉得闷。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跟她一起吃午饭，没有人下班后一起走一段路。她每天除了和陈念棠通电话，几乎不说话。不是因为不困，是因为没有“该睡了”的参照系。以前上班的时候，晚上十一二点自然就困了，因为知道明天要早起。现在不用早起，时间失去了边界。她有时候凌晨三点还盯着天花板，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一些有的没的——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出版社会不会裁员？外公的身体能不能撑住？那二十一万什么时候才能还完？她想给陈念棠打电话，但看看时间，凌晨三点，算了。她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闭上眼睛。睡不着。她又拿起手机，刷新闻。确诊数字在涨，死亡数字在涨。她越看越焦虑，越焦虑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想看。恶性循环。第四周，她终于崩溃了。不是因为累，是因为孤独。那种没有人可以说话、没有地方可以去的孤独，像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漫过来，淹没了她。沈嘉仪打了电话过去。电话接通，陈念棠的声音有点哑。两个人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窗外是上海的夜，安静得不正常。没有车声，没有人声，整个世界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嘉仪，”陈念棠说，“我们每天视频吧。不用聊什么，就开着。你吃你的饭，我看我的书。”从那天开始，她们每天晚饭时间视频通话。沈嘉仪煮泡面，陈念棠点外卖，两个人隔着屏幕，各吃各的，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沈嘉仪会给她看今天的晚饭——有时候是泡面加个蛋，有时候是速冻水饺，有时候是白米饭配老干妈。陈念棠会点评：“你那个蛋煮得太老了。”“水饺煮破了。”“老干妈拌饭，你是在读大学吗？”有一天晚上，陈念棠忽然说：“嘉仪，你说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你说我们还能不能像以前一样？想去哪就去哪，想见谁就见谁。”陈念棠沉默了几秒。“那我去上海看你。我们一起去衡山路吃外婆做的糖醋排骨。”沈嘉仪的眼泪掉下来了。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陈念棠说“我们一起去衡山路”的时候，她忽然觉得，那个“总有一天”好像就在眼前。小区开始实行封闭管理，每户每两天只能一个人出门采购。沈嘉仪一个人住，没有室友，没有家人。她每次出门都像打仗——列好清单，戴好口罩，一次性买够两天的东西。拎着大袋小袋走在空荡荡的街上，她觉得自己像一个在末日中求生的幸存者。有一天，她在超市里看到一个人的背影，很像程公望。她跟了两步，那个人回过头来——不是程公望。沈嘉仪站在超市里，周围的人都戴着口罩，推着购物车，面无表情。她想，这个世界怎么了？怎么忽然之间，人和人之间隔了口罩、隔了距离、隔了恐惧？她想起2019年，她和程公望在衡山路的咖啡馆里坐着，面对面聊天，没有口罩，没有距离，没有恐惧。那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整栋楼被封控，所有人不得进出。她给沈嘉仪打电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但沈嘉仪听出了那种“平静下面的颤抖”。陈念棠沉默了几秒。“有一点。不是怕自己生病，是怕我爸妈没人管。”沈嘉仪每天早上准时给陈念棠打电话，就怕她太孤独。有时候是早上七点，有时候是八点。不管几点，陈念棠总是秒接。“在想我要是病了怎么办。在想我爸妈要是病了怎么办。在想这个疫情什么时候是个头。”“嘉仪，”陈念棠忽然说，“如果我有什么事，你帮我照顾我爸妈。”挂了电话，沈嘉仪坐在床上，哭了一场。不是嚎啕大哭，是无声地流泪。她想，她和陈念棠都太远了。隔着屏幕，隔着电话线，隔着口罩，隔着疫情。她想飞到北京去，陪在她身边。但飞不了。哪儿也去不了。五月，上海的情况稍微好转了一些。封控降级，可以出门了，但还是要戴口罩，还是不能聚集。沈嘉仪去衡山路看外公外婆。外公瘦了很多。住院之后就没有胖回来。他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一本《史记》，但沈嘉仪注意到，书签夹在同一页，上次来的时候就是那一页。沈嘉仪握住外公的手。他的手很瘦，骨节分明，皮肤上全是老年斑。外公没有回答。他看着窗外那棵桂花树，叶子绿得发亮。“嘉仪，”他说，“你那个朋友，陈念棠，她还好吗？”“那就好。”外公说，“朋友是你自己选择的家人。你选得很好。”那一天，沈嘉仪在衡山路待到很晚。她给外公读了一段《史记》，外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她看着外公的睡脸，忽然觉得，有些东西在慢慢消失。不是突然消失的，是一点一点地、不知不觉地、像沙漏里的沙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