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的是被苗歌一代代承载下来的生命伦理，而这些是人感受到爱与值得活着的依据与根基。

文、图、音乐采集 | 熊曼谕

编辑 | 伍娇、吴一凡

再次写到苗族阿姨的故事，已经是回到武汉工作一年以后。这一年里，我偶尔翻看手机里和阿姨们的合照，想起那些围坐在小饭桌旁吃饭的夜晚，心总是暖的。读博的这四年，研究的目的性慢慢褪去，我和阿姨们反而更像亲人。每次去阿姨家吃饭，我不再执着询问那些歌的意思，而是更自然地讲到我的学业、我的情感状态，杨梅阿姨也总是一边给我夹菜，一边问我：“小熊什么时候结婚啊，一定要喊我们去哦！”我说：“一定会请阿姨去的！”她笑笑说：“好呀！我们的歌都给你准备好了！”

博士毕业的时候，爸妈来上海请阿姨叔叔吃饭，她们准备了红包，生怕我不收，在吃完饭后硬把红包塞进了我包里，然后骑上电动车嗖地一下消失在我们的视线，很怕走晚一点我追上前还回去。没骑电动车的阿姨，在饭店门口塞完红包就朝着地铁站跑，边跑边回头喊：“给小熊的红包！别扯哦～”看着阿姨匆忙跑远的背影，心里很触动。那种笨拙的表达方式让人觉得可爱，又像被轻轻抚摸过一样温暖。

毕业与阿姨的合影

这几年因为做其他研究，没能经常和阿姨们见面，但每次想起能够完成这篇论文、能够与她们的相遇是一种幸运。在很大程度上，她们改变了我，改变了我对一座繁华魔都的想象，改变了我对研究这两个字冰冷的感观，改变了我去思考我究竟想成为一个怎样的发声者。

2026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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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编选自熊曼谕硕士论文《以歌为家——在沪苗族务工妇女的音乐生活》

如水漂泊的一生

2019 年年初的雨夜，上海莫干山路的江苏河边，一位穿保洁服的阿姨唱起了一首苗族飞歌。

她先是害羞地笑了两声，随后拿起手机，打开“全民k歌”软件的录音模式，“3…2…1…”，屏幕上亮起录制界面，她清了清嗓子，试探着唱了几句，高亢如呼喊般的嗓音飞过，似乎适应了周围的声场，于是吸了口气、比刚刚更有底气的唱了出来。逐渐，眼神不再盯着手机屏幕，而是望向远处的江面。

这是我第一次在城市里听到人唱“飞歌”，也是我与苗族阿姨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2018 年4月，我的导师萧梅在朋友圈得知上海莫干山路M50创意园区有苗族清洁工妇女在打工时小声哼唱苗歌，打听后发现在上海务工的苗族人不少，于是她希望我能对此展开调研。

我尝试着加微信联系对方，一连等了几天也不见对方通过，尝试了多次未果，电话也打不通，于是我又问了一次老师，结果萧老师告诉我：“我基本断定你想通过电话的 方式是不可能的，她拒绝接陌生人电话。并且正是因为你要加她微信，她把我也给拉黑了。”

在那一刻，所有与“城乡”“敏感心态”“城里人意图”的想象贯之入耳，我心想 这个田野对象是否太敏感，是否会影响今后的田野工作，我欣喜抬起要跨出田野的那只脚又偷偷缩回去了。

直到再次收到萧老师发来的邮件，她说：想做好音乐人类学，第一步一定要让自己跨出去。做田野一定要有一股冲劲。

于是就着这股冲劲，我拿着一张微信的头像，在莫干山的厂区一个厕所间门口，“堵” 到了照片上的这位小梁阿姨。我真诚说出了我的来意，她虽然脸上带着戒备，但还是比想象中的要稍微热情一点。我加上了小梁阿姨的微信，这条线可算搭上了。 

隔天，我便直奔她的工作间，收拾好东西，她问，姑娘你吃饭了没有，要不去我家一起吃饭？我十分欣喜，赶忙答应。 

从创意园区出来，大概花了30分钟才走到阿姨住的小区附近。狭长幽暗的巷子像一个收音筒把大马路上的嘈杂声全部消下去。阿姨在前面走，我在后面默默跟着。越走越深，越走越静。终于，绕过了3个巷子，在一整个小区的公共澡堂和卫生间的背后看到阿姨家的门。

走进如同长方形鞋盒的房间，一张高低床和一张弹簧床并排摆放着，高低床上面堆满了衣物，像一座座小山丘。床旁边留下一人侧身而过的走道，牙刷和刷碗布、老家的辣椒和几台电饭煲、苗服上的打籽肩绣和还没来及洗的工作服放在地上。

我的到来使阿姨感到一丝局促，我俩都有些施展不开，床被衣服和被褥占据的只有一个角能坐一坐。阿姨整了整床沿，我们俩挨着肩坐了下来。“我老公他们都还没有下班，你先坐一会，我去煮饭。” 

吃完饭从阿姨家出来，重又踏入那条狭长的巷道，我陷入深深的思考。阿姨们为什么会来上海？她们做着如此高强度的工作，住在几平米的出租屋，靠什么支撑日复一日的忍耐？而昨天对着江水唱出的歌里，又藏着怎样的心事？

小梁阿姨绣苗族打籽绣

经由小梁阿姨介绍，我在上海的各个商场、地铁站、住宅小区、月子中心……陆续认识了更多来自贵州凯里的苗族阿姨——杨梅、杨普巧、张春花、张幺往……和她们一起唠家常、唱苗歌、过苗节，日常的细碎串起了我的田野调查。

后来，我找到一位懂苗语的老师，他告诉我，阿姨唱的是：“我的这一生，像水一样流，一直漂啊漂，白活了一生。”当下我完全被歌里的意思所震慑，看似轻盈的飞歌里，托着的竟是这样沉甸甸的生命自况。

也正是这首歌，推着我继续走向她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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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不完子午节日的歌

“一提到苗家，谁也不会不联想到他们活跃的舞蹈，动人的歌唱。“到处是歌声”决不是一句过分的话。” 

上世纪50年代，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到黔东南田野考察，曾在《劳动的苗家》中写道： 

“我有一次被一位苗家妇女硬邀去吃饭，刚坐下，歌声就开始了。主人唱了一曲，客人 就得喝一杯；客人唱一曲，主人也得喝一杯。唱来唱去，一直唱到席散。——这是酒歌，送 客出门，又得唱送别歌。在路上唱山歌。在马郎坡上，唱情歌。歌的种类唱不完。他们并不 象我们，学会了“东方红”就只会唱“东方红”；而是“即景生情，即景生词”一个调子临 时填词，用来代替谈话。因之，一唱可以唱上半天，一天甚至几天，几晚。”

这种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生态，在交通没有完全便利之前可以保持很久。

2019 年3月，我跟着小梁阿姨回到了老家黔东南凯里凯棠苗寨。正巧春耕时节，那一天天气非常晴朗，阳光灿烂，车在蜿蜒的土路上往前开，两边的梯田层层叠叠、 盘旋上升。

凯棠苗寨的春天

一位勾着腰的老奶奶提着满满一篮子的辣椒到木屋后面的缓坡上晒。旁边年轻的姑娘抱 着小孩跟上去。小孩子在草地上跑来跑去，老奶奶把辣椒一颗颗摆在斜坡上。

“务～（苗话：奶奶）”小梁阿姨朝着坡上大喊了一声。老奶奶回过头，直起腰来，朝我们挥了挥手。原来是小梁阿姨的奶奶。旁边站着的是阿姨的女儿。

见到久未归家的叔叔阿姨，奶奶的精神头儿一下兴奋起来。忙前忙后，一会从鸡圈里拎出打算杀掉的鸡、一会又煮好一锅糯米粑端出来让我们趁热吃。奶奶没有出过村子，也不会说汉语，但她一见到我就像看见自己孙女一样特别亲切的拉着我的手唱歌。

到家还没半刻的小梁阿姨，也闲不下来，帮着奶奶杀鸡、煮鱼、蒸肉。 外面的天虽然黑下来，屋里却开始热闹。菜一盘一盘的上桌，必不可少的酒也一碗接着 一碗的倒。过两巡，酒歌就飘在欢乐的气氛中了。

苗家的米酒包裹着一抹浓郁的稻米香，闻起来朴实又芬芳。酒过喉，是一片慢慢靠近的 清爽，随后它又马上上升为一种刺激、浓烈的辛辣，这使我不自觉的缩了缩脖子，抿嘴吐了吐舌头。见此窘态，大家都乐了。我眯眼一饮而尽，众人拍手叫好。

“我大嫂要唱歌我再喝几大碗酒”，四弟开玩笑说着，大家起着哄，羞涩的小梁阿姨便开始敬酒。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阿姨当家主一般的神情，也是我第一次听阿姨如此放松自在的唱着酒歌。

空荡的寨子里回荡着公鸡的鸣叫和乡村平和的泥泞味道，村子里没什么大事发生，这里也没有什么新闻。苗寨里主要的农活儿是种水稻，按照农历的安排，每年开春，妇女们就要忙着整理秧田了。而这个时候，歌就自然唱起来了。妇女们喜爱一边做 事一边玩乐，一边劳动一边歌唱。每年开春的“四季歌（hxakdlobdongd）”就像一个完整的计划表，唱着一年四季的劳 作。除此之外，还有非常多种类的劳动歌，“采菜歌（hxak nios vob nios ot bel）”、“稻谷 成熟歌（hxak hxangd vob hxangd gad）”、 “秋收歌（hxak hxangd jil yuf nens）”、“舂米歌 （hxak dod hsaid）”等等，也真是应了那句“识不尽春夏秋冬的活，唱不完子午节日的歌。” 

对于传统的苗家妇女来说，一生的大部分光阴都在坡上和家里的田地里度过，坡上的 田地给予了一辈子的吃食，家中的木屋保护了家庭的温暖；黔东南苗寨妇女的一生，是依偎着土地的，劳作的一生。

自愿坐上了火车

真正改变生态是人的流动。从前，黔东南苗族乡区是相对闭塞的地理空间。“峰峦重叠，山高水险，田畴稀少，交通闭塞。陆道险峻崎岖，窄如羊肠，土路多而石路少。绕溪越岭，时上是下，幽深险阻。” （石启贵，1940：7） 

当1972年湘黔线修到凯里站，第一列客车开进凯里站，一切悄然改变。1978年，乡政府修通了凯棠至凯里的公路；1987年，全国‘七五’期间，湘黔线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修到贵阳至凯里区段，这一年，电气化铁路的全面通车，更多乡民知道了“火车”这一交通工具。

也是这一年，刚满16岁的杨梅阿姨和几个同乡放下了家里的农活，买了同去北京的火车票。 “我们老乡说外面好，让我妈妈几个姐妹和他一起出去，去看天安门，看毛主席。 我妈妈就带着我出门了。”

“我第一次是来上海，来了8个月。我一个人找不到吃，还要带小孩。又不认识字，找 不到路。后来我到处转，到湖南，云南文山，在昆明，在贵州，跑老跑去。以前嘛，在外面 四处漂，跑江湖。”

“小熊，阿姨虽然一个字都不识，就敢到处跑，去哪都不怕。以前我当姑娘的时候，还 没有你现在大，才十八九岁，就去了很多很远的地方。人家说我们肯定识字，我说不识字。人家都不相信，你们少数民族不识字怎么敢到这么 远的地方来。我说：真的，我们都是靠嘴巴问，问多了就知道了买车票到哪里，车次多少， 几点上车。我们地方不是我一个，哪一个都是一样，都是聪明的。”

“我们村里的女人各个都出来了，有文化的，没文化的，识字的不识字的。”

关于过去的人生经历，阿姨们的回答都高度的相似，但只是不常听她们提起。

我记得第一次见杨梅阿姨的时候问她，她只说来上海之前，在外面和老公做生意。生意 不好做来上海打工了。也是慢慢熟络之后，她才说出了多年前出门闯荡漂泊的经历。16岁跟着妈妈从寨里出来，坐大巴到凯里，开始了从中国东北走到西南， 哈尔滨、武汉、长沙、桂林、景洪、西双版纳……到各大城市走街串巷。 

“开始我们村里里有两个大嫂，还有我老妈带我，有个大嫂识字，就带我们到昆明，哈 尔滨、辽宁、黑龙江、温州、内蒙古，到处摆摊卖那个苗族的项链，手镯。那个时候人家看 我们是少数民族，银镯子、银项链戴起来特别漂亮，就很好卖，减掉住宿、吃饭，一天能赚 个三五百。到冬天，生意不好做，就开始擦皮鞋。”

1984 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农村进入集镇落户的通知》，允许长期在城镇务工、经 商、有固定职业和住所的农民，在自理口粮的情况下迁入城镇落户。《通知》的出台，成为 “允许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标志。

在城市的街头巷尾和车站码头，阿姨们或背或放着的大花被盖，穿着自己像样的衣裳， 顺着街沿，倚着桥栏，或站或立或坐，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阿姨们在家中练习苗歌

她们没有上过学，也不会说汉话，与外人交流的很少。平时没有人买东西或者晚上 收工回家的时候，她们就和同乡一起唱歌。 那个时候，17、8岁的杨阿姨和所有年轻的苗族女孩一样喜欢唱飞歌，飞歌短小且在室 外演唱，声音辽阔飞扬，她一唱还能吸引不少顾客，有一次，她和老乡在外面没事唱起飞歌， 结果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把路堵的水泄不通，最后引得城管过来疏散交通，大家才散开。

我问她们都唱些什么内容，杨阿姨说“擦皮鞋唱擦皮鞋的歌，卖手镯唱卖手镯的歌”。 

于是，她给我唱了一首这样的苗歌：

“Gadxit nal vax tiongb 亲人之言也不依

Weedjit dol hox ceeb 自愿坐上了火车

Mongl leit diel jox ghab 来到热闹城市中

Ak longl lieb ghax lieb 背起箱子串着街

Nas diel gat liax hab 给人服务擦鞋跟

Ghuk lol ib kaix ib 积得钱财一块多

Bul mongl dot deix fangb 别人去着繁华区

Bul xol dot nix vib 别人挣得钱财多

Tid dol zaid nix zab 回到家乡建房屋

Zaid ngil ob sangx niangb 造成瓦房两层住

Dlol mongl dot deix fangb 妹来到这穷地区

Dlol val dot nix vib 妹咋苦也挣不多

Dlol ait val jangx ghaib 没有财产不成家” 

无数个影影绰绰的背影，无数张生怯却新奇的面孔，随着火车站的广播喇叭声、人群说话声、争吵声；随着车上烟味、汗味、臭袜子味，一同包裹着、拥挤着涌入一个个从未见过 的新地方——城市。这些走出苗寨的阿姨们的人生，就像她们在歌里唱的那样“我如水漂泊的一生”，是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的，充满变动的一生。 

那么，城市是新的家园吗？在这里，她们何以为家？

上海龙珠苑小区

清晨，上海宝山区龙珠苑的群租屋里，我还在鼾声大睡。而杨梅阿姨已经用饭 盒装好两餐饭，穿上蓝色保洁服，准备去地铁站上班了。等她轻手轻脚地关上门，我看了看时间，早晨6点11分，我倒头又睡过去。 

假期无事，我便搬到了阿姨们所在的群租房——龙珠苑小区。这是上海宝山一片区域规整的三层独栋带院子的农民房。除了杨梅阿姨和弟媳两家，小区里还住着十几家和杨阿姨同 村的苗族人。 一早穿梭在巷子里，常见到各个公司的穿保洁服、保安服的男男女女。他们骑着电动车，只听见钥匙撞在饭盒上叮当响，嗖的一下飞驰而过。

等到晚上九、十点，各式各样的方言从每一栋顶楼或是地下室里飘出来，就知道大伙一 天的活儿干完了。 住得近的叔叔阿姨下班后，常常聚在杨梅阿姨家里吃晚饭，高兴时有老乡几个喝点黄酒， 这里就像一个苗族家庭的小食堂。阿姨也从不嫌麻烦，洗着大盆大盆的菜，分几次下锅，用 比锅还大的不锈钢盆乘菜，最后加上几勺刚从老家寄过来的辣椒粉和酸汤水。当然，他们每隔一周也不忘带点钱塞在衣柜上的铁盒子里，有几次偷偷塞钱被碰上，杨 梅阿姨不好意思的说：“你们就直接过来吃饭嘛，不要搞这么客气还给钱。” “城里买菜要钱嘛，我们也不能白吃。”

大伙边吃边聊，说着今天发生的各种事。“好累一天天！六点半起床、七点半上岗，做 到晚上八点半才下班，没一点休息。”说话的是杨梅阿姨的弟媳，她刚刚介绍来上海做工几 个月。

杨阿姨赶紧安慰道：“你刚来上海，还不适应。不要太老实了，一天干到晚。没人的时 候就躲一下，休息一下。” 

“我在这里扫地一个小时要签一次字。要是被领班看到在休息，又要骂人，没办法休息。” 

另一个叔说，“你现在一来就有事做，还算好。我刚来上海的时候，到处找活干。人家 看我们又笨又不会讲汉语，都不给事我们干。我学汉语也学不好，有一次，我想喊我的工友 过来，我说：‘打来，你打来。’他还以为我要打他，第二天工头就让我走人。我没打他啊， 他非说我要打他。”

“谁让你这么笨的，话都不会说。”一旁的小梁阿姨以戏谑的口吻嘲笑他。“多吃一点 饭，补补脑筋。”“哈哈……”大伙都跟着乐了起来。 

“不说了，喝酒。喝酒。”叔叔又从脚下的塑料桶里倒出一碗黄酒，一饮而尽。 屋内，人们的喧闹和沸腾的酸汤一同升温，昏黄的灯光打在饮酒泛红的脸上，仿佛在这 一刻，大家才是最放松的。

正当大伙喝得畅快，开始唱一两首酒歌之际，房东踏着暴躁的步伐冲上来、夺门而入。“吵死了，不睡觉啊。天天搞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人来，再吵就都别住了。”

上海苗族阿姨聚会

聚会只得戛然而止。杨梅阿姨给房东赔礼道歉，“不好意思，老乡刚来上海，就见面想热闹一下。”好言好语把他送走之后，屋内冷却下 来不少，只有煮沸的酸汤还冒着热气、咕噜噜的响着，大伙儿悻悻低着头，大口大口地扒菜。菜吃得差不多，还剩下的一些，阿姨装进饭盒当作明天的中饭。这一天就在扣上盒饭盖子的咔嚓声中结束了。

但也就是在这些琐碎的日子里，我很少听她唱诉苦歌，她似乎很少摆苦。

有次和她一起摘菜的时候，看到她的手在抖，她说今天又连上了两个晚班，在地铁上睡过了站，声音也有些沙哑。事实上，我在写“她们每天干活都很辛苦”和我亲眼看见她的手在抖、听见她的声音沙哑是两回事。 

在这一点上，我始终感觉到无力。即使我和她们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能做的也非常非常少。我问阿姨这样的日子不苦吗？

她说我们吃得苦，以前我的妈妈比我过得更苦，她想起以前饭都吃不起的时候，家里的粮见底了，就端个碗，借一碗一瓢的米唱着端回去，重新生火烧饭开始一日三餐。她说，现在我们都吃得起饭了，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生活呢。

对她来说，即使生活有时候真苦得如黄连、苦胆一同熬制的一锅粥，她也往里头加点玉米猹儿，唱着喝下去。

“她睡着也还在梦里想着歌，” 我经常听人调侃起杨梅阿姨。

她永远遏制不住自己内心的创作欲望，把自己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知识储备都献给了苗歌。她作为上海苗歌群的群主，几乎每天，我都能在群里看到她在与人对歌。可以说她是这群阿姨里的“老大”了。她不在的时候，好多阿姨都说我不会唱歌了。 

每次见面，她都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又想好了几首歌、和群里的某某对歌特别合。编歌时的灵机，“七步成诗” 一般的创作力，一直让我羡慕不已。每当大大小小的节日来临，她都会在群里编上一首特别的 歌送给群友，希望各地的同乡听到都能感到欣慰。

有时，我们总把“音乐家”的含义狭隘固定在拥有多么复杂炫耀的技巧、会唱多少曲调的基准上，但明显好的音乐绝不限于此。如果硬是要以音调的基准来判定，那么可以这样去描述：生活给她们多少题材，她们就能唱出多少类型。

“听闻你家建房子”

暑假的某天，我照例去地铁站接杨梅阿姨下班回家，路上闲聊时，她说：“今天老家有人起了新房子，请我们村的老乡去做客、喝酒。有个老乡打电话给我：‘你在上海都不回来。你不在我们都不好意思去唱酒歌了，别人敬酒来我不会答，没有礼貌。’”

杨梅阿姨不仅是上海这帮阿姨的“领头儿”，还是村里人心心念念的“老大姐”。这不仅由于热心肠的性格，也因为杨梅阿姨是当地出了名会编歌的一把“好手”。 

十三四岁，杨梅阿姨就开始学苗歌。“我妈妈是歌师傅，教我们几个一起唱苗歌，以前白天在家干活、绣花的时候，脑子里 就想那些词，背啊，一遍遍背，晚上背给我妈妈听。还有其他人和我一起学，有人脑子好， 背的快，唱的就多；脑子不好一首歌要记好久，我们就笑她。每次寨里搞活动，就请我妈妈去唱歌，我们跟着旁边听。” 

在苗寨，不论谁家媳妇进门、房屋落成，主家人都会争相宴请附近村落的乡民，以酒以歌相待，敬酒时，为了让客 人多喝酒，苗族妇女们总是想着办法唱酒歌，一人端着酒碗、一人捧着酒海，挨个向客人 们敬酒唱歌。杨梅阿姨的妈妈和小梁阿姨的舅妈，是其中“对战”高手，二人联起手来几乎无对手。在当地寨子里也是小有名气，婚嫁的人家都请他们俩请迎亲送客、喝酒唱歌，每每都是大胜而归。这也使得年轻的杨梅阿姨跟着妈妈学了不少酒歌。

“长大了嘛，我和我们老乡去走寨，喝酒唱歌，都是带着一张嘴。我脑子转的快，编就多，我的老乡喜欢跟着我一起唱。从进门就开始唱，唱到吃完酒出来。唱酒歌的规矩多，不 能唱错，唱错了闹笑话，不礼貌。” 

凯棠苗寨的冬天

传统苗族社会非常讲究“礼仪”，传统意义上的酒礼歌也需要按照规定的流程进行，每一种酒礼歌都有其不同的出场顺序和意义，不能混淆，否则就是“失礼”。具体来说，苗族酒 礼歌则包括了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主人唱“迎客歌”：进寨拦路酒礼有“拦路酒歌”，进门时有“拦门酒歌”，主 人家敬酒时有“敬酒歌”，还有酒席上的“劝酒歌”。 

其次，客人对主人的盛情款待进行答谢，需要唱“谢酒歌”，这时主人与客人、客人与 客人之间的相互也可唱“祝酒歌”，这时，一场主客之间最热闹的“智慧之争”就开始了。 敬酒之人若是唱得合调又在理，被敬之人就要心悦臣服地在人们的祝贺声中一饮而尽；与此 同时，被敬之人也需要站起身来，回敬一首，以表感谢；若敬酒人唱得不在理，被敬之人也 可以再唱一首以说笑对抗，反过来罚对方的酒。 

最后，酒席结束，主人送别客人唱“道别歌”。一套完整的酒歌流程下来，才算是合乎“礼”。 

在这场酒香的“战斗”中，最难的就是唱“祝酒歌”的环节，一方面考验了自己学歌的 “老底”，尽可能的唱出多的酒歌，在数量上取胜；另一方面也考验即兴展开创作的能力，“见子打子、见招拆招”。所以这次老乡特意打电话来，想让阿姨帮忙编几首好歌，好叫她们唱去送给人。

编了好几天，阿姨打开手机视频和同乡们开了一次“电话会议”。 

“我编好了几首歌，你们学一下听听看合适不合适。”

“好，你先念歌，不要带曲调。”

“Bib vangl vut jox famgb 家乡是个好地方

Niangb diel zaid seic dlieb 清洁宽敞吊脚楼

Ghab jil det dax xab, 依山傍水美如画

Obdangl zangt lix eb, 寨子两旁是梯田

Cob diel jent niangx ob, 春风轻轻吹拂着

Pud diel bangx dlub yub, 寨前寨后开满花

当时我问阿姨什么是“念歌”，她说是念一遍歌词的意思。几个相互演唱的同伴为了确定歌词内容是否 合调，会先念一遍歌词。从这句“你念歌给我们听，不要带曲调（Mongxdlobhxakdaxdiotbibhnangd，axgid gax yox。）”也可以看到，演唱一首苗歌（hxak）的实践过程实际包括了念歌（dlobhxak）与带着歌调唱（gax yox hxak）的两个环节。 

Khat yet nongl dax diangb, 你盖新房请客人

Lul vangt nongl bongx hvib，男女老少都高兴Ghangb vangl vut jox eb, 寨脚河水清又清

Hfud cangl vut nax dlub, 寨上稻谷沉甸甸

Laib zaid cut mangx qangb, 房子横梁稳当当

Vut dail hlat sux job, 老人教子也有方

Job dail vangt dax ghaib, 派遣子女来喊客

Jef lol leit mongx qangb, 我们才到你的家

Jud lol yif jox heb, 酒杯酒壶都是酒

Ghongd lol yif jox dliab，小碟大盘都是肉

Hek gid deis ax lhab，我们喝呀喝不干

Ngangl gid deis ax tongb，大家吃也吃不完 ” 

念完了歌，几个阿姨连连称好，说：“这首编得好！合适又合调（deixyox）。”于是阿姨们就带着酒歌调唱了起来。唱了几遍之后，电话那头的阿姨们说：“你把这 几首发在qq语音里，我收藏了这几天学一下。背一背。”于是阿姨就对着手机，录下了这 首歌。录完之后，她说：“你们也帮我唱这歌送给务镯（建房请客的主人），我今年没有办 法回去，我只能编一首歌送给她，请她不要见怪。” 

过几天，苗寨里的这几位阿姨兴奋得意地拿着这份沉甸甸的“歌的礼物”前去赴约了。 

让我感到惊奇的是阿姨们虽然千里相隔，却保持着这样独特而真诚的联系。此时的“酒歌”出现在上海的苗族阿姨的生活圈中，虽然脱离面对面的空间场景，但仍然发挥它的“情礼”作用。现代的通讯技术不仅帮助她们打破了时空隔阂，实现了传播与保存；更让身处在千里之外的阿姨，仍然感受到苗家人情感上的牵绊。

生了小孩成“老人”

几个月以前，老家传来消息，杨梅阿姨的小女儿怀孕了，8月底就是预产期。 

“应该过几天就要生了吧。”杨梅阿姨正给女儿打着电话，她看上去平静，喜悦、激动的心情却从语气中流露出来，“我知道你怀孕辛苦。你不要着凉、受累，多多 休息，好好吃东西。你放心，你生的小孩，一定和你一样聪明、懂事，听你话。长大以后，孝敬爸爸妈妈。

妈妈请不到假回来看你，妈妈对不起你，也没有什么可以送给你。你不要怪妈妈。你也不要害怕。我怀你的时候，没什么人照顾。你爸爸、叔叔都在外面打工，我一个人大肚子， 照样上山干活、挑重担子。下午回来，还要煮饭喂猪，喂鸡喂鸭，饭做好，还要给你哥哥喂奶、喂饭。那个时候，也这样过来了。现在你的婆婆在老家，她会照顾人，她会好好照顾你。” 

挂了电话之后，阿姨的眼神低垂了下去。

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保洁工作难、找也难请假。从上海往返一趟凯棠村至少需要4天时间，再算上来回的车票开销，都让刚返沪没几个月的杨梅阿姨犹豫再三，最后放弃了回家的念头。 她点开女儿的微信头像，给她转了一个2000元的红包，然后问我：“我编了一首《小孩满月歌》，想送给我女儿，小熊你会弄这个‘全民k歌’吗？”

于是，她唱了一首低平、 缓和的歌调，绵长持续的低音拖长了整首歌的节奏。唱这首歌的时候，她的眼神望着屏幕，似睁似闭，恍惚中，她的神思已经飘远了，似乎 是回忆起了一些往事；当时她唱完之后，脸上泛起微笑，那个笑容里散发着无尽的温柔。

而这首歌的大意是：

“我听到水流，知道你的小孩要出生了。

你看村里的景色，竹子知道什么时候从地里生长出来，

鱼知道什么时候出来，你的小孩到了时间自然就会出生。 

出来一个男孩，你对他好，到时候当官，我就高兴。 

我想来看你，可我没有钱拿礼金看你，

我只有靠脚走路到你家，拿眼睛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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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老年人的歌”吗，还是“年轻人的歌”？我问。这唱的是一首“老人的歌”，阿姨说。

女人一旦生下小孩，就是“老人”了。苗族对于“老人”的界定与一般意义上的“老人”有所不同，从vangx （年轻人）的阶段结束，进入lul（老人）的阶段，由结婚生育后的社会身份决定的，而不 与生理年龄直接相关。“生育”是身份转变的标志。苗族妇女在结婚后，依然可以“不落夫家”，甚至参与“游方”。但是当她生下第一胎后，她就变成了苗族社会意义上的“老人”了。 

对阿姨和女儿来说，这首歌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阿姨对孩子的出生表示喜悦、对不能回家看望女儿表示歉意，更重要的是阿姨以“歌礼”的形式将这首歌送给女儿，一方面见证了女儿在社会身份上由“年轻人”变成“老人”的这一人生重要时刻，提醒女儿新的身份 与人生定位：人生到了“老人”的阶段，要学会抚育自己的孩子，让他健康长大、成人。

我在记谱分析中发现，这首“老年人的歌”的歌调并不是经常出现的酒歌 （hxak jud）曲调，而是我在某次“苗族古歌温习会”上听到的“苗族古歌”曲调。凯棠地区的古歌曲调只有一种，存在着“一调多用”，定调不定词的现象。古歌并不是经常拿出来随意唱的，演唱“古歌”的时间、地点、内容都有相对严 格的规定性。在苗族人的观念中，唱古老的歌才能得到祖先的保佑，所以苗族人在许多重要 的人生仪式上，都会邀请歌师演唱苗族古歌，这也使古歌具有了一定的仪式象征。而在当下， 阿姨在女儿生产的重要人生仪式上，以古歌的曲调唱颂这首“生小孩满月歌”，不仅是表达真挚的祝福、赋予女儿新的社会身份，也带有“古歌”包含的古老的仪式性。

对我来说，阿姨在演唱这首歌时的状态，给我巨大的冲击。尽管这首歌的歌词内容十分简单、日常，但平淡中却带着最真切的感情和期望。 

从历史中延续下来、带着平静与严肃的“老人的歌”与“当下的生活”结合在一起时， 一种声音的日常意义就被打破了。它给阿姨在日常的对话之外，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从而扩大了我们理解这首歌所表达的内容的维度，超越了歌词内容本身。 

在这一空间里，阿姨与家乡的生态呼应、和待生产的女儿倾诉、向没有出生的小孩表 达期盼。她的个人状态（严肃的歌唱状态）、社会环境（生活状况）和历史构成（古老歌调）， 各种因素集合在这一声音世界，凝聚成为整体，也把在场的听者召唤入其之中，产生日常语言很难具有的召唤力，让人产生出一种心领神会的感动。

qq群里来“游方”

“你的歌声像冬雨，冬雨绵绵不断线，打湿我的身上衣，我像一只落水鸡。” 

男女聚会，讴歌相感。苗族人在他们的生活世界里，为情感创造了一个天地——以“年 轻人（vangt）”为主要角色的游方。 

游方，直译为“四处游寨”，是苗族男女青年相会的谈情聚会。传统的游方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在黔东南最主要的两个节日——“苗年节”与“吃新节”上的节庆游方；另一种则是 在平常的夜晚，节庆里相互看对眼的男女青年，聚在女孩家门口隔窗夜谈的平日游方。这是 一个带有强烈诱惑性的代名词，曾让每一个苗族青年男女倾情沉醉。

清人田雯《苗俗记》中提到：“每岁孟春，合男女于野。预择平壤为月场，及期，男皆 更服饰妆。男编竹为芦笙，吹之而前；女振铎继之于后以为节，并肩舞蹈，回翔婉转，终日不倦。”（转引自赵宜聪，2016：63）每年六月六，两个农忙季节的空档，人们除了聚在一 起庆祝农耕丰收的收获，更重要的是寻找心仪的伴侣。“吃新节”是不同寨的苗族男女相识难得一次的交往狂欢。 

赶集当天，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各寨走来，“赶热闹场”。十三四岁的女孩长大了，第 一次跟着姐姐上了“游方”场，各个都打扮得漂亮。穿着妈妈亲自绣的苗服，带上叮叮当当的头饰。谁的模样俊俏，谁的鬓角黑。谁的银饰大的发响，谁的刺绣精致又玲珑，都暗自比较。已婚的妇女，也照样打扮起来，遇到同村的妇女，也好相互评价，总不一直是蓬头垢面的。 

苗寨里穿着盛装的苗族妇女

以歌为媒，用歌传情，年轻人的歌“hxakvangt”在这时出场了，它是苗族青年男女在 游方场上使用的一种交往语言。游方场上的小姑娘、小伙子如果没有掌握这种语言，是一件 难为情的事情。这个时候姑娘们就会笑话他，称他为笨蛋（niadwat）： 

“Ghoxdail nongd miad wat， 这个男人是笨蛋

Seix bub gid ed sat 只想要个好伴侣

Maxbub gid ed lot 嘴笨不会唱歌

Dax niangb bub diud ngit 来了坐着瞪眼看” 

苗族人六月六的游方对歌，一般从下午四、五点开始，往往是四五个小伙，相邀站成一 排，对面着同样站成一排四五个拉着手的姑娘，当然姑娘小伙必须得是不同姓的，唐家的小 伙找着张家的姑娘，张家的小伙瞧着杨家的姑娘。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姑娘小伙开始对歌。 从当天傍晚到第二天清晨，对歌几乎都要进行一个通宵，而当晚是对歌的高潮，整条街热闹非凡，听歌的、唱歌的、看热闹起哄的群情激荡。 

杨梅阿姨和他的老公，也是在这样的热闹场景中认识的。

“每年过年和六月六，我们白天好多人一起到在山上对歌玩，你到我的村子，我到你的 寨子。姑娘烧粑粑来吃，然后唱飞歌和情歌。一般对歌，一玩好几天。一般是对歌多，一玩 好几天。玩到后面，就有好多男人来你家门口，排队讲话，吹树叶唱歌。” 

说着，阿姨打开了qq上的苗歌群，上下翻了翻还没来及看的群消息。 

“以前，好多男人来我们家门口，叫我们出来唱歌，好热闹。后来大家出去打工，有好 多人十几年没见了，现在能在qq群里碰到，又和他们对歌。” 

果然，各村各寨的歌王们是耐不住没歌唱的日子的，手机这一新媒介的出现启发了他们 的灵感，让这发端古老的游方、对歌活动，跟随苗族人的生活，以一种非常现代的方式出现 在都市之中——在网络“游方场”上，用qq语音对歌。

各地的歌王们纷纷做起“群主”， 拉帮组建了自己的苗歌群。杨梅阿姨就是其中一个“上海苗歌群”的群主。 起初我以为这些在群里对歌的男男女女都是陌生人，但没想到许多群里会唱歌的歌手都 是从前游方就“早已交手”的“情人”。 

当我要申请入其中一个对歌群时，群主问我“哪村、哪寨人”？我一时支支吾吾答不上 来，便被拒绝了入群。过几天我再尝试申请，我称我是“（阿姨家乡）凯棠大屏村人。”群主方才让我进群。 进群后，我从大家的昵称看到各种寨子的名字，我问群主，“群里都是你认识的人吗？” 群主说，“基本上认识，附近各个寨子都有的，想对歌都可以进来。要都是一个寨子的熟人，不好对歌嘛。”

后来我在杨梅阿姨的“上海苗歌群”也发现了这个有意思的现象，各村各寨的乡里乡亲， 近的远的，大的小的，老的少的，在上海的在老家的，种地的打工的，来来往往都聚在这个 小小的网络空间。但一旦对歌，就会先问清“大名”，确定了此人不是同寨本性人，才可开 始对歌。这与苗族传统对歌中“同寨不歌”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传统游方场上的对歌之所 以不同姓氏的男女分别展开成两排，同样也是要避免与同村人对情歌。 

同时，当我成为这个群的管理员之一时，我每天都会收到上十条的“加群申请”和“退群申请”，一个人今天加群，明天退的情况常有发生。也就是说这个群组的成员流动性非常大。 

阿姨说：“这不和在寨子里听歌一样嘛。有些人会唱，有些人不会唱，大家都想来群里 听，群里对歌的人对的好，他们就愿意留下来听；群不活跃，群主唱的不好，又不发红包， 人也就都走了嘛。” 来来往往，去去留留。网络聊天室里的群成员也仿佛像游方场上看热闹起哄的众人。有 热闹时，大家聚在一起起哄说笑；热闹散了，人也都“潜水”下线了。

在我“潜水”一段时间后，我发现qq群里的游方，正如“平日的游方”，可谓是日夜皆可作。 

从前，月亮晶莹的夜晚，寂静的寨子里，声音是“平日游方”对外发出的信号。或远或 近传来一阵阵的脚步声与哨音（kotghait），随后是一串敲击木屋的声音，那是小伙在敲窗 邀请姑娘夜谈。姑娘若是打开窗，便又是一阵的轻声细语，一群男孩和一个姑娘的谈笑。（简 美玲，2014:137） 

“以前我在一个村，你的叔在一个村。我们在山上对歌，晚上他就到我家门口和我讲话，以前没有车子，没有电灯，他拿个煤油灯，走一个多小时到我家门口。听见他到我家门口， 我就出来和他唱歌说话。他合心我，我合心他，我们就在一起了。” 

“那叔叔来了有多久？一个月？” 

“他呀！他来了一年哟！哈哈哈…” 

“一年！？”

“是哟！那个时候讲话、唱歌有意思的很。” “那现在你们俩在群里对歌吗？” “不对啦。他唱不赢我啊，我不找他对了。他有他的群，我们都在各自的群找别人对。” 

苗寨里的新春对联

今天阿姨刚好下早班，大伙都还没有到家。淘好米，煮好饭，趁着没人，她就在家里 对着手机小声唱了起来。 

“Hnaib ningd laib kud seil bongx yongb 今天群里冷清清

Zongb naix wil lol xangs mangx hveb 大家听我说原因

Maix pid ghax dios mongl yex fangb 有的可能去约会

Maix pid nongt dios deid hvab 有的可能去私奔” 

见群里没有人回应，她又点开了一个网名为“回忆”的qq好友的私聊对话框，又单独 给他唱了一首，她的身子微微前倾，把脸凑的离手机很近，几乎是要贴上去了。用大拇指按 住手机聊天窗口的录音键，轻微闭上眼睛，悄悄地、轻声地唱了起来，准确来说是哼了出来。 如果不是坐在她的身边，我几乎都快听不到她的声音。 

而这一首曲调显然与刚刚一首不同。

“Yexfangb jas niongl vangt 趁现在来游方吧

Dax yal xongt dax yal mait 哥久不来走歌场

Ax(maix) liangb vob lul ot 让个歌场冷嗖嗖

Ax(maix) xob dinb lul xongt 害我阿妹心发愁” 

这是从前常去杨阿姨家窗前游方的小伙之一“张大哥”。起初我以为阿姨只是会夜晚闲来无事会与张大哥聊聊天，逐渐我发现和张大哥对歌几乎，成为她下班之后最心心念念的事。 

下班了问一问他是否到家，吃好饭了问他是否要来对歌，每次他一发来语音，阿姨就放 下手上的事，先答他再说。某天夜里，阿姨打开了手机视频和张大哥现场对歌，你唱来、我对去，对了将近两个小时，两人丝毫没有要停歇的意思，乐此不疲，最后这场“疯狂”的对歌以两人手机没电关机告终。

两人对歌的曲调与在群里对歌时的曲调又有明显的区别，她不经常在群里唱这样的歌：

“(dial ghaix) Daol bongl ghaix niangb qangb 曾经阿妹在家中

(hxat beel) Bongl des dial laob laob 想到跟哥一路走

(ghaix nongf) Ghaix haot dial xaob dinb 才知阿哥结了婚

(mongx ghaix) Daot niof hfent jaox liul 成双你该落了心

Hfent dlinf it nex mel 放心去干活路呀

Xud yongs dlab niux yel 不要来哄阿妹了

Nil zaid hxat nangs hxot 妹我真是苦命人

Nil zaid dot hved hmat 只能同你唱首歌

Hlib dial jus deix hlib 今生妹妹很爱哥

Ax dot niangb diux tieeb 可惜不得一家坐

Eb mais ngas lax ab 妹妹眼泪流干了

Dail xongt seix ax bub 哥却不知妹心窝

Laix xenb hangd hxat dial seix bub 妹妹流泪哥伤心” 

这类歌的之处特殊在于它只是唱给关系亲密之人听，常被称为夜深歌。在传统苗寨，每 当“平日”游方至夜深，双方难舍难分，但天即将黎明，无法再倾谈时，双方就唱起了“夜深歌”。漫长、抒情的歌调，仿佛将人引入幽静的深谷，万籁俱寂，只有溪水在山涧潺潺地 流，只有“年轻人”们相互倾诉。 

而在上海，同样是深夜，小区里除了偶尔经过的汽车声，同样如寨子里一样四处静悄悄， 进入私人聊天模式的阿姨和手机对面的张大哥，用更细小的音量和更直接面对面的视频聊天 方式、更私密性地唱起了“夜深歌”，将内心的秘事、两人曾经的经历等等一一回忆。

姊妹歌与忧伤（Hxat）

“年轻人的歌”里除了节庆或平日里的游方情歌，还有一类专供于姐妹间唱的“姊妹歌 （hxak jid ad）”。也是在这类歌中，我感受到苗族妇女之间深刻的情感联系。

暑假我住到龙珠苑时，有次吃晚饭，我妈无意间说了一句：“你看小梁阿姨多喜欢杨梅 阿姨，每次来都特别高兴，脸上挂不住的笑。” 

小梁阿姨听完更乐了，她说：“是啊！她就像是我的妈妈。我以前都跟着她，什么都和她说。” 

杨梅阿姨接过话茬，“以前，我的妈妈教我们几个唱歌。我学的快，小梁就跟着我唱。 我们俩个人声音合，唱出来像一个人的声音就好听。

“我妈妈不会唱歌，我就跟着这个“妈妈”学。我一个人唱不来，她来了我才敢唱。”

一同唱歌、分享人生的经历使得苗族妇女群体间的感情联系非常密切。

从前在苗寨，每年在秧苗长到三寸高，春天村寨开满花树的一段时节，寨子里就有“姊 妹饭”的习惯。吃姊妹饭，是一群姐妹们里有一位出嫁了回娘家的时候，大家各自从家里带 去米菜，集中在一家煮熟“打平伙”，以倾诉彼此的思念之情。但吃姊妹饭的重点不是吃菜 饭，而是喝酒和唱歌。 

“十几年前，我们一群人到别的寨子上打平伙，抬着一挑糯米饭，大家都吃姊妹饭，全 是妇女，可能有十多个。我们一伙人相约喝酒，一对对地唱歌，轮流唱歌猜谜语。我记得有 一道谜语，打太阳和月亮，一口锅，烙两饼，一个热，一个冷。大家唱呀、说呀很开心……” （张晓，1997:96） 

那个时候，还有姑娘说，“故意打平伙，就是不想和男孩一起玩。”过去吃姐妹饭的节日里，年轻人也常常用“游方歌”的曲调来唱“姊妹歌”。 

绣打籽绣

除了“吃姊妹饭”，传统社会提供给村寨中的苗族中年妇女聚会唱歌的条件还有一同劳 56 动，妇女们经常一起种水稻、到山上晒辣椒、抬着纺车在一起纺纱，有空就说：“去摆苦去”， 就聚在一起了。手在忙，脑子和嘴巴也不闲着。常常讲着讲着就唱起歌来，边纺纱边唱着： “这纱怎么老纺也纺不完，我的苦怎么说也说不尽。”再比如，“我苦的一世，像冷水田里 的稻谷，抽穗抽不出。”（张晓，1997:100）

苗寨妇女之间的同性情感从很小时候就开始累积，她们经常性的聚在一起，十二三岁开 始向歌师傅学习酒歌，年纪再大一点和妈妈们走寨、吃姊妹饭；和姐妹们上游方场，经常都 是两人一组合唱。人到中年，同样爱好相邀在一起边劳作边摆苦，唱诉苦歌、相约歌。老了更是成天坐在一起，闲谈人生。

待我和这一群苗族阿姨熟悉起来之后，我也发现她们妇女之间的同性感情出乎寻常的 好，甚至是超越了和自己丈夫之间的情感联系，这一点让我深深感动。这些苗族妇女群体间的“姊妹歌”，让他们感受对方，互难互助、鼓起勇气担起生活的重担。

回到当下，在城市中，这种“姊妹歌”以一种让人不易察觉的方式出现在阿姨们的日常 交流之间，也即在阿姨们手机里，一众情歌、古歌群之间，一个名字十分特殊的群“杨柳之家姐妹群”。 

我加入群后，看到它的群内成员几乎全都是同一个村寨的苗族女性，除了日常聊天外， 成员们经常在群里转发自己或他人编唱的苗歌，这些歌基本都是用手机上的“全民k歌”录 音软件录制的，并且全部都配上了90年代城镇流行的流行音乐伴奏、并加入了电声音效， 而这样一种形式的歌在苗族阿姨之间非常流行。 有一位网名为“伤心过一生”的苗族阿姨的歌经常出现在群里，她的歌每次一发布，大家都争先恐后的点赞，最高的一首播放量达到了8000+。

“她是因为声音好才受欢迎吗？”我问。 

“她词编得好，我们听到都偷偷流眼泪。” 杨梅阿姨回答我，

于是我通过杨梅阿姨的介绍，认识了这位在宝华城市中心做保洁的阿姨——张幺往。照惯例，我等她下班，阿姨领着我回到家中。那天正是十一小长假第二天，阿姨难得被批准放了半天假。

回到家，面对如此悠闲的下午，阿姨似乎有些不习惯，她下意识地拿起来手机，随意的 翻看着qq群的聊天记录。群里的大部分人还在上班，除了一些“下午好”的表情包，没有什么新消息。 

于是她放下了手机，过了一会，想了想又打开了全民k歌，用手滑了滑软件里推荐的伴 奏歌单，点了一首网络流行歌《又是落雨飘零的秋》。进入演唱界面。“前几天干活想编了首歌，今天唱来试一下。”她伸了伸蜷缩着的腿，清了清嗓子，身体往后仰，一只手撑在床垫上，另一只手拿手机凑近，等待着伴奏给出一个气口。 

“Xenbseix dail mais dangt 妹也是母生

Khangb seix dail mais dangt 哥也是母生

Dial jus like dail hsangt 哥如同大象

Dlol ghax like liul xit 妹如同纸张 ” 

随着歌声，她前后仰动着身体，配合着歌调的节奏。

“Diux hlieb dial bangl tit 房子哥拥有

Lixh lieb dial bangl zangt 田地哥拥有

Jangx ghaib dliel xangf vangt 成主如当初

Dial maix gheix xid hxat 哥还有何忧

Xenb seix dail mais dangt 妹也是母生

Ghangx eb yal jas khat 终究要出嫁” 

随即，她直起了腰又叹了口气塌下去，继续晃动着身体，语气似乎有些沉闷，长吸一口气，又叹着唱了出来。 

“Sangs lik ehf ed diel 我命如线丝，

Ghangb jub sangt hfed diel 针底断线丝，

Jox nangs sangt jid lol 命运残身来。

Xens jangx eb sad wil 命淡如锅水，

Yif mongl gongb zaid bil 倒入屋后沟

Gas vaxl hongb kud liel 鸭子也不喝

Nos nenx jub qangd ngol 想多招人讽

Mens nenx ait deis hol 随它怎么样

Nos nenx gheix xid yol 别再想那些” 

一首歌唱完，她点击“结束录制”。经过几秒的处理，手机里很快传出了她刚刚演唱的 声音，她仔细听了起来，又微微皱眉，“人老了，嗓子真不如从前好啊”，说着她熟练做起 “修音”工作，挑选出软件上“剧场特效”以及“电声处理”，稍带沙哑、破音的声线一下被拉得平平直直，每个音被修剪切割的十分规整，甚至带上了一丝人工智能的机械感。但她似乎觉得这样听起来不错，于是很快的保存下来。一首歌制作好了，她顺手转发到了“杨柳 之家姐妹群”群里。 

起初我不能理解这一类让我完全听不出一点“苗歌味”的歌，为什么能在阿姨们之间如 此盛行。但后来我发现是我对“苗歌味”的关注点与阿姨不同。她们在意的是歌的内容。

“这首我唱，我的命好苦，一辈子操劳。女孩子、男孩子都是妈妈养的，男孩长大了房 子田地都有，女孩却什么都没有。长大了出嫁了，爸妈就不管了，就要自己找吃的生活。如 果你找到了一个好男人，还能过的好。找到一个男人不干活、天天打牌，找不到钱就打你，过的很苦。 

这种歌只有我们妇女之间唱，只有我们女人之间才真正的相互同情关心，我老公不听我讲这些的，听到我唱这些觉得我像个疯子一样。嫌弃我整天蓬头垢面，不知道每天在想些什么。” 

后来我看到群里有人评价说，“听这首歌像丢了魂一样”。又过了几天，阿姨的这首歌 还在被不断的转发，甚至有人会跟着学唱并发出来。我也发现，有许多年轻时因打工顾不上 学歌的中年妇女，反而开始认认真真地学习起这些歌来。

有关性别的忧伤（hxat）

在我有意识的关注这些“姊妹歌”、“诉苦歌”之后，我发现许多歌的主题都是围绕着 “作为一个女性的忧伤”展开的。

忧伤（苗语：Hxat），作为苗族阿姨在“姊妹歌”中最常用的一个词，也是他们生活和日常体验的关键词。诸如：

“Liut liol ghab bax vaob，Vel naos vel yux haxt。妹像菜叶黄，越想越忧来。” 

“Ad dlol dot maix dinb，ad dlol hxat jangx dliangb 阿妹没有伴，阿妹愁煞人。” 

“Dongf leit hxat kux laol ,Ub hmas dangt vax waol 谈起忧苦话，眼泪流出来。” 

“Sos jul yal jus hxat，Ait deis lul dius mait 那是愁中愁，妹何过此生。” 

Hxat 在苗语中除了表示“忧伤”，也代指“穷苦”。

在家门口通电话的杨梅阿姨

“穷苦”作为上世纪60-70年代 的集体叙事，影响着几代人对“忧伤”情感的单一表达。当我们去理解这种“忧伤”时，也 会优先代入“因为贫穷，所以忧伤”的视角，因此我们看到的苗族妇女之间的“姊妹歌”一 部分延续了其“由于经济条件困难导致的忧伤”的传统表达形式。 

“忧伤”确实是在“贫苦”下条件促成的，但是它遮蔽了与“忧伤”有关的其他表 达。对于苗族妇女来说，由于物质贫困而带来的“忧伤”固然让人痛苦，但更令人感到忧伤 的是作为女人经受的痛苦。 

或许从刚刚提及几首“姊妹歌”中（《命运不同（Nangsaxxitlike）》：妹也是母生、 哥也是母生，哥如同大象、妹如同纸张/《煮熟了再吃（Haothxangdhxangdhangbnex）》： 妹外出打工、哥去打麻将，谈到苦的话、眼泪流出来），我们隐约看出这种被“穷苦”所遮蔽的苗族妇女的“忧伤”。 

无论在何处，社会性别是一条重要的差异轴线。在农村地区，社会性别的差异更为突出。农村妇女很多时候被纳入特定的家庭、社会角色与有序发展的时间分类法中，她们不像男性 有心思关心更为宏大的政治或经济话语，她们的叙事多半与自身的家庭、劳动相关，受家庭 的组织方式和社会性别的劳动分工所带来的变化影响，她们更倾向于在个人叙事中命名自己人生的结点与社会时间。（贺萧，2017） 

“姊妹歌”就是这样的一种个人叙事。它依托从家庭中传承的上一辈的表述方式，在稳 定的语言结构和曲调中，寻找讲述自己人生经历的可能性。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妇女们 善于铭记的，什么又是她们学会遗忘的。虽然受到社会时间刻度有关社会观念、生活环境、 政策变化的影响，但“姊妹歌”仍然在最大限度上保留了苗族妇女的个人时间与生命叙事，每位阿姨在歌唱时都在讲述着自己的情感故事。

里拉·阿布-卢赫德在《蒙面纱的情感》中的个案中提到：贝都因社会中人们唱的情歌 之所以打动人，是因为听者知道歌者的生活和情感故事。换言之，当我们了解歌者的心灵创 伤后再听他们的歌声，或许更能体会到他们内心的伤痛。 

阿姨们说的“听这首歌像丢了魂一样”，也同样是这个道理。不论是歌者还是听者，都 在歌唱时从最切近自身的情感故事中收获了情感的共鸣。许多那些年轻时因打工顾不上学歌 的中年妇女现在回头认真地学习起歌来，也同样证明了苗族妇女对歌唱中所表达出来的情感 的需求与重视。 

“姊妹歌”除了提示给我们对“忧伤”的深层理解，还有重要一点是这种歌的在妇女之 间之间传唱的隐匿形式。受到传统家庭观念和男性为主导的社会观念的影响，她们的情感也 是被压抑在心底的，在更深层面排除于“忧伤”之外，所以这也是一种不能言说的情绪。这 种无形的鄙夷与排斥导致了阿姨自始至终都只能“偷偷摸摸”说出自己心底作为女人的苦。 

于是在“姊妹歌”在传唱与表达中也加上了很多道“锁”，例如它只在相熟的妇女群体 内小范围传播，并用现代抒情流行歌伴奏的装饰适当掩盖悲伤的基调等等。

“姊妹歌”作为妇女之间相互表达的平台，就像一串絮语，隐藏在日常表达之中。只有 在“姊妹歌”中，阿姨们才得以排解藏于内心、作为女性的“怨愤与忧伤”，而这种情感也 成为了妇女之间珍视的情感。

得一点钱就回家

在许多有关女性打工者的民族志中，“诉苦”都是与“控诉”情绪联系起来的。 

澳洲学者杰华(TamaraJacka)将进城务工的女工的“诉苦”与上世界五、六十年时代的“诉 苦”活动联系起来，并指出现代女性打工者的“诉苦”除了分享相同的语言和概念之外，还 起到了情绪发泄功能。最终她们希望“作为从对政府和现状的不满转向集体反抗的一个平 台。”（杰华，2006：274） 

严海蓉同样注意到诉苦作为一种话语表演依然广泛存在于女工中，但她的重点在于务工 女性的“诉苦”体现了中国社会的阶级话语与市场经济所倡导的自我发展话语之间的矛盾。 （严海蓉，2005）

然而，阿姨们在“姊妹歌”里的“忧伤”和“诉苦”，不仅不同于情歌中带着强烈戏谑、调情意味的“诉苦歌”，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以“获得怜悯、博取同情”为诉求或是以奋起反抗为最终目的“诉苦”话语。

“姊妹歌”里，“忧伤”以至于不断“诉苦”背后根源是家庭。 

有一首阿姨唱的姊妹歌始终让我印象深刻，最后一段是这样的：

“Melleit sangs haix dlangl 走到上海地方去

Mel qeeb daib nex hul 去扫地得吃也好

Xaol ghad wangs nix laol 得到万把钱回家

Diangd zaid pef xex yil 回家来支持小辈

Pef vangt duf leix diel 好陪儿孙去上学

Lab khangd niangs hfangx dlinl 读书心理才聪明

Nenl jeet diub senx mel 他到省里稳坐来

Mel hxet vus nex lal 去那里好坐吃好

Diet hleit ngas jaox liul 我们就都好落心

Ngas hxut hvib nax mel 落好了心就行了” 

“儿孙省里稳坐来；我们就都好落心。”对于阿姨来说，“家庭”是人生的事业与归宿。 她们如此勤劳工作的目的，表面上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赚更多的一点钱，但她们并 不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而是把钱寄回家，“我不努力挣钱，小孩就没有学上，没 有饭吃”，经济利益驱动的背后是以家庭为本位的思想观念。对于很多苗族人来说，判断自 己人生价值的标尺不是看他作出了多大成绩，而看他是否在家庭中尽到了一个为人子女、为人父母的本分。 

从前，跟随大潮出村打工，尚未成家的杨阿姨，回忆起一首从前编过的打工歌，最后几句 唱道“在外面讨一些钱，拿去给妈妈，妈妈过得好。我以后自己赚钱，生活就会好。” 在外漂泊十多年，她们在歌里不变的主题仍然是：得一点钱就拿回家。 

大多数成了家的进城务工妇女对自身在城市中的位置也很明确，她们能意会到自身在社 会化生产的逻辑链条中所处的位置，意识到在城市打工的意义就在于赚取一定的经济收入，然后回馈家庭，将下一代更好地抚育成人。 

所以，我们看到的“姊妹歌”、“诉苦歌”，它作为苗族社会人们基于经验而形成的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它也处在被文化规定的情感空间之中，但它更加自由，也使阿姨们得以 在被传统男女道德压迫中得到暂时的安息，表达她们的怨愤和不满。 

但与此同时，它又并非是一个抵抗性的空间，她们生活的重心和生命意义还是建立在传 统家庭与礼仪空间。她们人生事业并不是“经商”、“务工”，而是“家庭”，即阿姨们是 以“家庭”为目的来组织自身的工作与生活经验的。社会变革与否，流动与否，卖手镯、擦 鞋、做清洁工，工作不断更替：对她们来说都一样，都不影响她们最终“回归家庭”。印刻 在她们脑海中深刻的是家庭本位的观念，使得她们的伦理责任、道德义务乃至生命价值几乎都以他与家庭的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 

阿姨在苗寨准备晚饭

和姊妹们一同唱“诉苦歌”，在义务与内心情感之间徘徊，在履行了社会的要求又达到 自己内心的平衡之间，造就了她们与“忧伤”共居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诉苦歌”背后，“回家”的主题是家庭本位伦理下，她们自己所构建的精神世界的归处。对苗族阿姨来说，人生苦难是主题，给予支撑的便是家庭。和姊妹们一同唱诉苦歌，不是要消除这些“忧伤” 的记忆和体验，而是与这些人生的苦难共居，为了家庭把日子过下去。

以歌为家

我问过很多苗族阿姨对于“家”的理解。阿姨告诉我的都是“得一点钱就回家”。

但有位阿姨的回答让我印象深刻。

我当时问她：如果可以选择留在城市还是回老家，你想待在哪里？ 

她说：“我想在城市，在老家干农活那么辛苦就只能够吃，赚不来多少钱。在外面得钱 多，自己吃不了多少，剩下的都可以给小孩。只是我们老了、人家又不要我们干活了，我们在城里住不起，只有就回家了。要我说，在哪里都行，只要小孩好，自己得吃就行。我们都是在外面闯江湖的，四海为家的。”

她的话让我想起曾听说过的一首流传于湘西、贵州等地区的苗族民谣：

老鸦无树桩，苗家无地方。 

到处飘泊哟，到处去流浪。 

好的江河呀，流水响哗哗。 

好的地方呀，坐的是客家。 

只有高坡在，还没有人坐， 

我们来造屋，我们坐山坡。 

——《苦歌》”

我不禁思考，“什么是苗族人心中的家？”

历史上的苗家人几经迁徙，颠沛流离，长期过着“桃树开花，苗族搬家”的漂泊生活。历史学者研究苗族的历史，也都几乎在研究这个民族不断迁徙的历史，虽说法不同，但大致 而言也是从大河流域到小河流域，从中原到苗岭山区的黔东南、武陵山区的湘西和洞庭湖彭蠡之间，留驻在溪水边、在深山里。

有一首从历史流传下来、记录苗族人不断迁徙的经历的苗族古歌，名为《逃荒歌（hxak mongl diel）》。有意思的是，这首“逃荒歌（hxakmongldiel）”中“逃荒”一词“mongldiel” 竟与阿姨自己编唱的“打工歌（hxakmongldiel）”中“打工”是同一个词语。“mongldiel”，直译是“到汉人的地方去”。从“逃荒歌”到“打工歌”，迁徙始终是苗族人为了生存做出的选择。他们社会文化的底色一直不是守土重旧、安土重迁，他们的“家”也从来不是一块固定的土地，而是一种流动的状态。

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家”。

城市对于苗族人而言，只是流动生活中的一所驿站，所以她们在城市唱歌不在意歌曲传播形式、演唱场合的变化，而更在意苗歌能给予的当下生活交往与情感互动，对她们来说，只要不是失去“歌”，也就不会失去“家”。

疫情期间，困顿在武汉的我，躺在床上，收到杨梅阿姨发来的语音：“小熊，好久没听阿姨唱歌了吧，想你的很。”

那一刻，窗外的社区广播正准时响起防疫通知。疫情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从滞留隔离、不让回汉的漂流，到历经波折回到家后，每日充斥在身边的是新增病例、整点广播的防疫通知和一天两趟的消毒车。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感觉无法自持，无“家”可归，如水“漂泊”成为了常态。 

而当打开手机，听了一遍又一遍阿姨发来的苗歌。她的歌声平静低沉，那一刻，是自疫情爆发的三个月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心安。

我发现我想念她们的歌。疫情过后，我回到上海租住在阿姨们的群租房里。当她们一遍遍地教我唱酒歌，讲起苗歌的故事，这些自编自唱的歌，时而风趣、时而苦闷，音乐充盈在我们之间。

二十年前村中的山，山下的小河，而今依旧，河水静静的在流，山坡依然守护着村庄；城市在发生着巨变，但她们的歌，如守土的山林，生死轮回着，和许多年前一样，容纳和治愈着我的内心。

“出生到了一岁时，一晃又到两周岁， 

一二十来谈恋爱，三四十养儿传代，

五六十来带儿孙，七八十来完此生，

埋在山里好地方，化成蚊虫化蝶飞。

出生到了一岁时，一晃又到两周岁，

一手拿着香和纸，一手拿着酒杯来，

快醒来了吧阿哥，快醒来了哟阿妹，

醒来还是如此过，醒来也不过如此。”

——苗族古歌《生命之理》

苗族的一个概念——“种歌（diot hxak）”。就是把歌种下去，让歌里的故事和情感流转起来，被所有唱歌的人、听歌的人共享，这样，他们的歌就会不断生长。

2019年和2020年底，在导师萧梅老师的帮助下，我们以阿姨的歌为主题，在上海震旦博物馆和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两场苗歌工作坊。阿姨们第一次站在公众的舞台上，自信地穿着苗服，唱着从下地摘苞谷到上海的生活。

也是这两场工作坊，让我看到了“音乐义工”的真正意义。

2003年，萧梅老师在帮助侗族大歌申请联合国非遗时就关注到：许多年轻人外出打工，家乡没有人唱歌，少 数民族的音乐传承面临断层的考验，但是“抢救”非遗他们不一定在自己的家乡唱。对许多 少数民族来说，歌唱是极具群体性的活动，音乐研究与其考察、写作、总结规律，不如更多 把视角延伸到农会、工会等组织，在城市做“音乐义工”。

阿姨在演出前化妆

我们举办的这两场工作坊，就是一次尝试。不以“原生态”去猎奇，也不以“弱势群体”去同情，而是让阿姨们用她们自己熟悉且舒适的音乐表达方式，展现自我，作为有尊严且有自信的活动主角，获得了与大众交流的机会。

在现场观众的反馈中，我看到了不同群体的相互理解。

有观众留言：“每一种人生都是如水漂泊。苗族阿姨来到都市，水土变化了。我们彼此能给予的，就是尊重。因为每一条漂泊的河流出发时的山涧、 河床、气候都那么不同……我们感受对方打开的心扉，而我们得到可贵的心灵时，就像回到人类最早的家园。如杨梅阿姨所唱‘别再忧愁了亲人’。” 

“流动”作为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已经完全渗透进我们生活中。我们生活方式是“流动”的，观念是“流型”的，当下的生活如同飞奔的骏马。每个人都变成了相互世界的“陌生人”，现实生活场景中的“漂泊者”。漂泊无定不仅是苗族阿姨们的处境，也是我们每个人所处的现实。而苗歌，成为了我们之间的一座桥。

👆点击收看、收听阿姨在活动中教唱《春之歌》

在第二次工作坊中，阿姨们很慎重的编了一首《小熊要努力读书》送给我，当中有一句这样的歌词：

Yiljeetdieeswangxniangb小熊努力坐上官位，

Yilxaotves nexdlub 坐起吃得相当好，

Dailnailngasjaoxhvib 我们也就放了心。

阿姨送给我的歌，总是盼望着我能当官，从前我听起来总觉得有点客套，但那一刻我突然能感受到她们是把我认作小辈而寄予殷切的祝福和期望，送给我在她看来似乎是一辈子最好的活法。阿姨们的一生，所有辛苦、劳动和歌唱，或许也都是为了这代代相传的生命伦理。

我的情动，是一种不自觉的主体视角转变。我不再只是一个研究者，我也开始在她们的歌中感受到“家”的召回。开始关心她们因为什么高兴，因为什么难过？在歌中期许过什么样的生活，又计划着什么样的未来？

2020年的除夕夜，在凯棠的寨子里，我和阿姨还有务榜奶奶、舅妈，围坐在火盆前，阿姨抱着自己的小孙女，隔壁三叔、四伯还在大声喝酒、谈话，这边奶奶领着阿姨唱起酒歌来。声音不大不小，不远不近，偶尔还会被喝酒谈话的声音盖住。我坐在旁边默默的听着，不一会儿，隔壁的欢谈吵闹散去，屋里只剩下一句一息的酒歌和火苗升到空中如绸一样的飘甩声。

苗家的酸汤火锅和白酒

面对如此的平静，我突然想说：这样的日子就很好了。或许，我在当下听到是被苗歌一代代承载下来的生命伦理，而这些是人感受到爱与值得活着的依据与根基。

回到这篇文章的中心，“以歌为家”，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现在的回答可能是，它让我看到人本性中最珍贵和柔软的部分：温暖、信任、友好、互惠、治愈。

即使人生如水漂泊，我们仍可以以歌为家。

熊曼谕（1996—），女，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青年教师，上海音乐学院博士。曾于《中国音乐》《亚欧音乐研究》等中英文期刊发表数篇学术论文。论文《以歌为家——在沪苗族务工妇女的音乐生活》获中国音乐“硕博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评选”优秀论文奖、获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二届中青年论文评选”二等奖，并在此研究基础之上，连续四年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等地举办面向公众的苗族音乐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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