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居江阴的这座小镇久了，失眠便成了我与小镇之间一条隐秘的河。

凌晨两点半，檐角的雨声又滴滴答答响起，像邻居阿婆清早拄着拐杖走过石板路的声音。

青石板上浮起薄雾，湿润润的，混着早点铺子飘出的香气。我停下敲键盘的手，望着玻璃上雨滴走出的纹路，忽然觉得，这座小镇的雨，仿佛比别处更懂得怜惜人。

七年前那个清晨，父亲在窑前碾碎半截旱烟，一语不发。我把六岁的女儿安顿进车后座，抱起两岁的儿子，举家一路向南。邻居们探头张望，有人嘀咕：“为了写文章背井离乡，哪能当饭吃？”如今想起，那个离开的时刻，或是我离文学最近的一次——尽管到今天我依然没真正踏进它的大门。

深夜的书房是我的另一个世界。窗户玻璃上映着对面阁楼阳台上的衣物，偶尔传来几声汽车的鸣笛，而我写下的那些文字沉默不语，性格各异，寡淡的、热烈的，但在它们身上，我看见一次次活着的显影。我爱它们，一遍遍抚摸，即便它们像这个小镇此刻一样安静，像我洗不掉的旧外套上的那片孩子的涂鸦。我没想过文字能养活我什么，它们是午夜的安魂曲，是我在照顾两个孩子、白天上班、重复家务之外的另一片天地。它没有多余标识。

今天上午带孩子们去梅里，青石路上，穿汉服直播的姑娘与摇着蒲扇的老人擦肩。卖梅花糕的大叔吆喝了一声，女儿拉着我买了一个，烫得直吹气。她走过老屋时，摸着墙皮上的霉斑说：“妈妈，你看，好特别呀，像梅花。”

我望着那剥落的墙皮，想起陕北窑洞上被风沙刻出的纹路。原来，南方的潮湿洇出的水墨，和北方的黄土裂出的沟壑，都不过是时间的笔迹。

我在随身带的笔记本上写下：“我们带着各自的方言迁徙，都是大地上的异乡者。”

旁边卖糖粥的阿婆瞄了我一眼，笑着说：“姑娘是外地来的吧？”

我点点头。

她又说：“住了几年了？”

“七年。”

“那不算外乡人了，你现在能听懂两句江阴话了吧。”

我笑了，没说听不懂，但是孩子们的胃已经适应了无锡的甜口，而我还在普通话与陕北腔之间笨拙切换。可又怎样？巷口早餐摊的老板娘认得我们娘仨，总多给一份豆浆；楼下杂货店老伯帮收快递从不嫌烦；周末菜场卖鱼的阿姨会留一条最鲜的鳜鱼给我。这些细碎的暖，总在日常里照着我的文学路。

有人说，文学是亿万人的心事。我不完全赞同。我觉得文学首先是一个人的事，是一个人对着一餐一食、一场雨、一声吆喝生出的念头。千百个这样的念头凑在一起，才有了一个民族的书写。

整理书柜时，翻出三年前买的一期文学杂志，纸页泛黄了，里面夹着我当年的投稿打印稿。

儿子跑过来问：“妈妈，这是什么？”

“妈妈的作业。”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又跑开了。我小心翼翼放好，它们会像我的年轮，在某天对镜自照时，让我看见臃肿岁月里开出一株倔强的野蔷薇。

凌晨五点一刻，新小说改完了第三遍。多功能锅里杂粮粥的香气飘出来，窗外的雨还在下，孩子们睡得正香。屏幕上那些文字，和父亲当年碾碎旱烟的手势，重叠在书架玻璃门上。恍惚间，它们成了我生命图谱的一部分。眼眶有点酸，可仍看见曙光姗姗而来，如亭亭少女。

这些年我渐渐明白，能不能被文学接纳，或许已不重要。此刻窗外江南的雨，不只为润物，也为让街边的栀子花开得更放肆些，让卖早点的夫妇能多睡半个钟头，让一个异乡来的女人在黑夜里写下自己的心事。

今夜，此身微末；今夜，此梦无眠。寄身江阴的这座小镇，感怀一场文学的心事，是为憾，也为幸。

雨还在下。粥好了。天亮了。

（本文刊发《江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