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好，我是张学友。

1961年7月10日，我出生在香港，一家五口挤在鲷鱼涌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房子里，兄妹三人只能在一张床上睡觉。

父亲是海员，常年在外。穷是真的穷，但母亲一个人咬牙把我们兄妹三人拉扯大，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

小时候的我，是出了名的“百厌仔”——捣蛋鬼，有一回和堂哥打闹，他手里的菜刀脱了手，一刀劈在我右眼底下。

糊涂的医生没打麻药就缝了五针，我痛得当场昏过去。脸上留了道疤，在学校得了个外号叫“刀疤友”。

高中毕业后，我没想过当歌手，为了养家，我在香港贸易发展局谋了份助理文员的差事。

每天早出晚归，通勤三四个小时，工资一大半交给母亲补贴家用。后来换了工作，在国泰航空当票务员。

1984年，一个朋友拉我去参加“香港十八区业余歌唱大赛”。

我选了关正杰的《大地恩情》——不是有多喜欢，纯粹是因为这首歌够短。

决赛时唱到结尾重唱部分，我情绪激动唱走了音，宣布亚军、季军都没我的份，我心想完了。

结果几分钟后，司仪念到了我的名字。

那一刻我才知道，有时候你以为搞砸了，命运其实刚刚打开一扇门。

签了宝丽金，我一边上班一边等通知，不敢辞职。

1985年发了第一张专辑《Smile》，卖了20万张。

第二张《遥远的她AMOUR》更火，媒体开始叫我“天王接班人”。

我以为从此顺风顺水了。

但从第三张专辑开始，销量一路下滑，出到第五张的时候，连2万张都卖不到。

那种从天上掉到地上的落差，把我彻底打懵了，我开始酗酒，一个星期醉五天。

在兰桂坊喝到烂醉被人认出来，还想动手打人。

在梅艳芳生日会上喝醉了拿蛋糕到处乱掷，那两年，我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笑话。

罗美薇劝我，我听不进去。母亲看着我堕落的样子，什么也没说，但我知道她心里有多难受。

1986年我拍第一部电影《霹雳大喇叭》，演一个小警察。

有一场挨打的戏，拍了60次，膝盖顶了我60多次，打到骨膜发炎。我当时想的是：有戏给我拍已经很好了，还有什么好挑剔的？

1989年，王家卫找我拍《旺角卡门》，演一个不成器的古惑仔乌蝇。

我把那几年所有的愤懑、不甘、想出头又出不了头的憋屈全塞进了这个角色里。

没想到，这个角色让我拿下了第八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

那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课：跌到谷底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知道该往哪儿爬。

拿了奖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戒酒，母亲说了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你想清楚，到底要什么”。

我想清楚了，我要唱歌。我要对得起这把嗓子，对得起那些还在听我的人。

1991年，第十四张专辑《情不禁》里的《每天爱你多一些》拿回了十大中文金曲奖。

1993年，《吻别》红遍全世界，卖了400万张，人们开始叫我“歌神”。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个在兰桂坊醉到不省人事的年轻人，和站在红磡舞台上的我，是同一个人——一个终于学会了走路的人。

1996年，我和罗美薇在伦敦注册结婚，她在我最烂的时候没有放弃我，我怎么能辜负她？

后来有了两个女儿，我才真正懂了什么叫责任。

我父亲常年不在家，我从小就知道缺席的滋味。所以我告诉自己——再忙，也要回家。

1997年，我做了一件事——策划音乐剧《雪狼湖》。一个贫穷花匠爱上富家小姐的故事。

在香港红磡连演42场，场场爆满。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做音乐剧？

不赚钱，还累，我说：唱歌唱了这么多年，我想试试自己还能做到什么程度。

2001年，我拿到了十大中文金曲的金针奖。

这些年，我从1987年第一场个人巡演开始，到2025年已经唱了整整1000场个人巡回演唱会。

38年，18个国家和地区，上百座城市。有人说这是纪录，对我来说，这1000场就证明了一件事——我放了超过3000个小时在这个舞台上，我对它有足够的真诚，也有足够的爱。

有人开玩笑叫我“逃犯克星”，说在我的演唱会上总能抓到逃犯。

我笑着说，做贼就算不在我的演唱会被抓，也会在其他地方被抓。

但说真的，不管什么人，能来听我的歌，我都感谢。

现在的我60多岁了，有人问我还有几个十年？我说，我是有一点恐惧的。

但恐惧归恐惧，日子照样要过，歌照样要唱。在我来讲，轰轰烈烈通常都是年轻比较任性做的事情。

现在我只想好好地过，好好地做自己喜欢的事。

我这一生，穷过、红过、醉过、跌过、爬起来过。

如果说有什么想分享的，那就是——人生不怕走弯路，怕的是不敢回头。无论你现在在经历什么，只要还能站起来，就还有机会。

就像我当年从2万张唱片卖不出去的谷底爬出来一样——跌倒了，拍拍土，继续唱。

谢谢你们，让我唱了四十年。

还能唱多久我不知道，但只要还有人听，我就会一直唱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