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强音与艺术印记

评张永枚作词、傅晶作曲《一定要解放台湾》

首先需要澄清：“一定要解放台湾”主题的同名/同题歌曲有多版，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1954年王军作词、晓河作曲的《一定要把胜利的旗帜插到台湾》 ；而张永枚作词、傅晶作曲的版本（常名《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创作于60年代，是同一时代主题下的差异化表达，以独特的词曲风格传递统一信念，成为特定时期的军旅音乐标本。

一、创作背景：台海风云中的抒情化书写

60年代，台海局势持续紧张，美台军事勾连加剧，这首歌应时代号召而生，由广州军区文工团首唱，经《解放军歌曲》等刊物传播，成为部队政治教育与对台宣传的重要曲目，区别于50年代前线战壕的“火线创作”，更侧重抒情性与群众性传唱，契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导向。

二、歌词：家国情怀的诗意表达

张永枚以诗人视角，在直白誓言中融入抒情元素。开篇“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奠定情感基调，核心句**“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反复咏叹，搭配“让太阳光辉照耀台湾岛”“骨肉同胞欢聚一堂”等意象，既坚守统一立场，又传递对台湾同胞的深切牵挂；句式长短结合，既有“千军万马下台湾”的雄浑，也有“盼归”的细腻，比早期版本更具情感温度。

三、音乐：深情与豪迈的融合奏鸣

傅晶的旋律创作独具特色：采用民族五声性曲调，**“5 6 1 2 3”**等骨干音婉转流畅，区别于纯进行曲的刚硬；A段抒情叙事，节奏舒缓，展现同胞情谊；B段转为明亮大调与进行曲节奏，力度增强，形成“抒情—激昂”的情感递进。演唱以混声合唱为主，声部层次丰富，既保留军旅歌曲的豪迈，又增添抒情色彩，适合群众传唱与舞台演绎。

四、版本与传播：时代语境中的定位

此版与晓河版形成互补：晓河版以战斗性、号召性见长，傅晶版以抒情性、群众性取胜，二者共同构成“解放台湾”主题的音乐谱系。70年代后期，随着对台方针转向“和平统一”，传播场景收缩，但作为60年代军旅歌曲的代表，其收录于《中国革命歌曲选》等典籍，成为研究新中国音乐史的重要素材。

五、历史价值与艺术启示

- 独特价值：以“抒情化军旅风”拓展主题表达，平衡政治属性与艺术感染力，是张永枚诗歌创作（如《西沙之战》）与傅晶民族化旋律风格的融合体现；歌词中“骨肉兄弟”的表述，为后来“和平统一”语境下的对台歌曲提供了情感基调参考。

- 时代局限：仍受“阶级斗争”话语影响，部分歌词带有历史印记，艺术手法相对单一，与后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语境有差异。

六、精神传承：跨越时空的统一信念

歌曲虽传播度随时代变化，但核心的祖国统一信念始终未变。近年的改编演绎中，创作者保留情感内核，调整表述以契合当下语境，证明红色旋律的生命力在于对民族大义的坚守，其承载的家国情怀至今仍具感召力。

总体而言，这首由张永枚、傅晶创作的《一定要解放台湾》，以诗意歌词与抒情旋律，在时代强音中注入人文关怀，成为60年代军旅音乐的独特注脚，其艺术探索与精神内核，为理解新中国对台宣传话语与音乐创作提供了重要视角。

张彪作词、郑路作曲的《批判林彪大坏蛋》，诞生于“批林整风”运动的时代背景下，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抒情歌曲代表。歌曲紧扣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历史事件，以直白的批判立场与昂扬的旋律，成为当时思想教育与群众动员的重要文艺载体。

歌词聚焦林彪“叛党叛国、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用“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等鲜明表述，揭露其两面派本质，核心句反复咏叹，直白传递对反革命集团的义愤与对党的拥护，契合当时“革命大批判”的话语语境。郑路作为擅长进行曲风格的作曲家，延续了《检阅进行曲》的雄浑特质，采用明亮大调与铿锵节奏，旋律骨干音简洁有力，通过齐唱与合唱的演唱形式强化感召力，让歌曲兼具群众性与战斗性。

作为时代的产物，歌曲艺术手法相对单一，政治表达直接，带有浓厚的历史印记。但它真实记录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情绪，是研究“文革”时期军旅文艺与政治宣传话语的重要标本。其承载的对反革命行为的批判、对党的忠诚坚守，虽以特定形式呈现，却折射出人民群众对正义与真理的追求，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